过去数十年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细观察，他们主要推销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已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国家自己也真相信这些东西了，结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20来年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国家更是债台高筑。这样的结果估计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和势头迅速崛起，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西方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问题了。今年3月，西方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罕见地刊发了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以下简称“《经济学人》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1980年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作者把这种挫折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这也引出了本文探讨的两个主题：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
一、西方制度反思：从经济转向政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许多人士就开始反思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英国女王询问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学界和政界许多重量级人物先后参与了这场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撰文《经济学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死抱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观点”，“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监管是场灾难，“虽然总体来说，被监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长远利益，但金融家们太愚蠢，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想赚钱，然后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美国将会有很大的麻烦。”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唐纳德·巴利特和詹姆斯·斯蒂尔于2012年在美国出版了《被出卖的美国梦》一书，引起了轰动。作者对美国人过去20来年的实际生活进行了调查，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过去20年停滞不前，甚至下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是说：“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它地区更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针对西方经济是否已开始复苏，斯蒂格利茨又写道：“综观西方世界，尽管有复苏的迹象，但大部分北大西洋国家的实际（通胀调整后）的人均GDP还低于2007年；在希腊，经济估计收缩了约23%。表现最出色的欧洲国家德国在过去六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也只有0.7%。美国的经济规模仍比危机前小15%”。他还说，“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
西方对危机的反思也从经济层面转向了政治层面。《被出卖的美国梦》作者剖析了美国梦被出卖的政治原因，认为美国的政客、富人、大公司等，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美国的政府替富人减税，期待富人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等逃税天堂。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已经演变成了“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罗马教皇佛朗西斯则公开把“现代资本主义”称为“新的专制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将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动荡。资本主义是掠夺穷人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