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民主模式出了什么问题？
无疑，西方的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大问题。西方人士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即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
“金钱政治”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暴露无疑。《经济学人》文章指出，“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法案，竟长达2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和例外条款，说白了，就是钱权交易后产生的、执行力极弱的法案。“金钱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惊呼：“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不久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美国民主就真成了“钱主”，连美国右翼参议员麦凯恩都忧心忡忡地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
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也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
“失灵政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岛政府国家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极其混乱，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经历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局面；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极低；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政府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失灵政体”还体现在美国政治的“极化”，即党派激烈对抗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福山甚至撰文《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说中国制度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今天，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须的良好治理。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轻易而惊愕地发现，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原本赋予宪政体系的权力被诸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囊团、媒体、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和篡夺”。“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至于“债务经济”，今天几乎多数的西方国家经济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
《经济学人》文章承认“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度会令公民‘整日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业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儿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债务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