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走自己的路并迅速发展，令世界瞩目。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反思自己制度问题时的参照系几乎都是中国。2012年10月，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访华后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说：“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欧洲人在挣扎着不要沉没”，“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
如果说西方一直在全世界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那么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中国摆脱了这两种迷思，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成功之路，而且越走越宽广。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所有的经济乃至社会问题。其实，“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机在非西方世界早已暴露无疑：西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结果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告终，西方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也以失败告终，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从过去数十年的实践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个模式虽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已经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崛起。福山也承认：“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唯有西方那种民主模式，特别是多党制和普选制，才叫民主，一个国家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它是否采用这种民主模式。但实践证明，今天这个模式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在西方国家，这个模式最大的困境是无法“与时俱进”。在非西方国家，这个模式最大的困境是“水土不服”。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唯有与时俱进，推动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摆脱今天的困境和危机。但西方很多国家的民主，早已被各种高度组织和动员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实质性改革无法启动。2011年，在经历了500多天没有中央政府之后，比利时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发表了一个《千人集团宣言》，指出：“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记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9世纪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
在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几乎都因“水土不服”而陷入失望或绝望。国家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一些政治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也非常之慢。“颜色革命”的失败和“阿拉伯之冬”的出现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与西方民主模式相比，中国民主建设的探索是成功的。西方模式把重点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确的“形式”和“程序”，一个国家就可以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结果是西方民主模式今天已经变成“教条”和“僵化”的代名词。中国民主建设把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大胆探索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和“程序”，结果是道路越走越宽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关于如何评估政治制度质量的论述。他认为关键看三项“内容”和“结果”：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这些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和“阿拉伯之春”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表现都属于劣等。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了，人民分裂了，百姓的生活恶化了，因为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如果拿这三条标准来评判西方国家，那么它们多数还算稳定，虽然不如以前，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还有老本可吃，有过去数百年财富积累（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制度建设的本钱，而后两条，大部分国家也没有达到。它们的人民不是更团结了，百姓生活改善的也不多，它们社会分裂的情况比过去严重了，它们的经济也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