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贵的野蛮”：哲学与人相敌对的权力意志
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始于摆脱“有限”与“卑微”、寻求“无限”和“超越”的“高贵精神”，但由于它所坚执的控制论的思想倾向与排他性的价值取向，使得它必然深埋“野蛮”的种子。“高贵的野蛮”，应是对其恰如其分的评价。正因其“高贵”的姿态，所以吸引了历史和现实中众多的专业人士与爱好者的仰视乃至崇拜的目光，更因其“野蛮”的底色，它又成为现当代哲学激烈批判与深入检讨的目标，也成为我们应予以高度警觉的重大思想课题。
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无疑是以精神世界的“高贵”姿态呈现自身的，这一点从前述“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观、“理念即至善”的价值观、“理性即道路”的历史观中已经表露无遗。哲学居于人类知识和价值的峰巅，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气掌控一切，这显然只有最顶级的“精神贵族”才可以担当。然而，哲学的“高贵”姿态却并非没有代价的，其“高贵”地位的维持与巩固，是以其巨大的控制与压制意志和力量为前提的，而这里所体现的正是“高贵”的对立面——“野蛮”。
首先，哲学的“高贵”是以无视普通人的生命存在、价值和尊严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哲学的“高贵”是以漠视与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为代价的。哲学寻求一个自足的、自我旋转的、永恒的真理与价值王国，认为只有这样一个王国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完善世界；与之相对，普通人的生活属于有生有灭的、忙忙碌碌、依赖于外物的“世俗领域”，在价值等级上必然是“卑微”和“低下”的。哲学把真理和价值的王国置于超感性的彼岸世界，感性的世俗生活被当成低贱的代名词，当哲学的“高贵”被确定的同时，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就被废黜到了一个低级实在的世界。哲学注目于纯而又纯、高了还要再高的水晶宫般透明的理念世界，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则被视为从这一理念世界的堕落和异化。按照这种观念，普通人的生活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放弃和否定其自身而向神圣王国趋近，或者甘愿坠入低俗庸常的“沉沦生活”而万劫不复；前者意味着“升华”，代价是自我否定，后者意味着“堕落”，代价是自我放逐。不管作何种选择，都表明普通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因而也就不值得和不需要给以足够的关注和尊重。马克思曾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把这种类型哲学的代表们称为“神圣家族”，指出他们“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对立物即群众的愚蠢”[6]，把“群众规定为只是精神的‘对立物’，精神的空虚和精神空虚的更详细的定义，即‘思想懒惰’、‘表面性’、‘自满’”[7]，他认为“凡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都是非批判的、群众的，因此，它是‘无’，只有批判的批判的理想的、虚幻的创造才是‘一切’”[8]，马克思这些论述，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哲学的“神圣家族”对普通人生命存在的蔑视和贬损。
其次，哲学的“高贵”是以对“他者”的控制与抹杀为代价的，或者说，哲学的“高贵”是以对“他者”的征服和消解为前提条件的，这表明哲学的“高贵意识”与“精英主义”是以绝不宽容的排他与独断为底色的。哲学的真理与价值世界是一个总体性的、把一切异质性的因素和维度都囊括无遗的“大全”与“绝对”，任何与之相对立的“他者”都无法在它之外独立地自主存在。即使在以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为辩证法不可缺失环节的黑格尔哲学中，也最终是以绝对精神同化与消融了一切差别和对立而实现了“内在的”综合与统一。“绝对”之为“绝对”，在于其为“无对”，即消解与征服一切对立面，实现了所有“矛盾”的“辩证和解”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一切存在，只有纳入形而上学的系统之内，才可获得存在的意义和根据，任何“他者”的存在，都意味着要征服一切的哲学理性的无能和失败。康德之后，很多哲学家之所以对康德哲学中那无法被思辨理性所同化的“物自体”深恶痛绝，极尽所能要把“物自体”纳入到彻底的理性化的思辨体系中，以摆脱“理性的尴尬”，其根源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高贵”是以“肯定自身”并“否定异己”为取向的，是以“唯我独尊”为特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把传统哲学的核心概括为“同一性”思维，并认为它是“奥斯维辛”灾难的深层思想根源；列维纳斯把传统哲学的实质概括为“形而上学的暴力”，并为不可被总体化力量同化的“他人的面孔”提供有力的论证；利奥塔发出要“向总体性开战”，进而“拯救差异的名誉”的声音；福柯、德里达等人对抽象理性主义的解构，并为“理性的他者”奋力申辩，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哲学高高在上的“高贵”姿态背后专横与霸道的抗议与反省，以及对被它压抑的、不能被总体性和同一性体系同化的异质性与多样性维度的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