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哲学的“高贵”是以“批判的终结”为代价的，或者说，哲学的“高贵”是以窒息一切批评和批判的声音为前提条件的。哲学把自己所建构的理念王国视为真理与价值本身，因此，它必然把一切批评和批判当成对真理与价值的挑战，而对真理和价值的挑战是一种非理性的、应受诅咒的疯狂举动，因而否定和禁止其存在乃是合法和必要之神圣事业。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高贵”是通过对批评话语的消解来实现的，“非批判性”构成其固有的精神品格。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哲学否定自身具有“批判”功能，相反，它雄踞思想和世界之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整个世界及其具体的知识领域都拥有绝对的评估、审判和否决权，从其自足的、自明的、无需证明的前提出发，具有批评和评判一切的特殊权力。然而，其矛盾之处在于，当它宣称具备可以批判一切的合理性的时候，却又给予自身免于批判的特权；可以批判一切，唯独不允许批判自身；为批判一切提供批判的尺度与标准，但尺度和标准本身则拒斥接受批判。很显然，这是一种只有“上帝”才具有的立场，属于人的哲学却僭越为“神”的权能，哲学在成就其“高贵”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独白的、拒绝对话的话语终结者。
从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在骨子里蔑视普通人的生命存在，拒斥和压迫“他者”的存在，谋求“免于批判”的绝对话语权和终结批判声音的权力意志，它的“高贵”建立在“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专横与独断基础之上。问题是：这样一种专横与独断的哲学意识和思想取向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迷恋和追捧？为什么会不断有人把这种“高贵的野蛮”视为“真善美”的象征而孜孜以求呢？
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有两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其一，它满足了人们寻求终极确定性的心理需要和本能；其二，它自身带有的“高贵”光环极易使人产生“美丽”而“神圣”的虚假幻觉。
首先，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同人类追求“绝对确定性”的心理需要和本能相契合。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这一名著中，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他看来，“人把纯理智和理智活动提升到实际事物之上，这是跟他们寻求绝对不变的确定性根本联系着的”[9]，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与危险性，人的生活需要寻求确定性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宿感，哲学试图通过对“终极实在”的把握，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获得宗教在把握超自然的“绝对”时所体验的确定性与安定感。因此，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和“贵族心态”与人在危险与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获取生命的稳定支点、在变化无常的世界中驾驭自身生命的需要内在关联在一起。如果说古代的皇帝通过占有绝对的权力获得安全感，现代人通过对货币和资本最大限度的占有获得确定性，那么，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则要通过对最高真理与终极价值的垄断来获得精神和心理上的确定性与安全感。在知识和价值的最高总体性和统一性中，一切“离心”的力量将被克服，一切变动不居的存在都将被超越，一切异质性的因子都将被融化，一句话，所有不确定的危险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掌握，一切不安定的因素都得到了一劳永逸的平息与支配。通过这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支配与控制，使人获得确定性和安定感，这就是哲学的“高贵”动机，它正好满足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本能欲求，套用康德的表述，它体现了人的理性的“自然趋向”。
哲学的“高贵”姿态不仅带给人“神圣”的确定感，而且还经常给人以最无私、最慷慨的幸福生活的承诺。在其“概念即真理”的真理观、“理念即至善”的价值观、“理性即道路”的历史观中，内在包含着这样的承诺：遵循着这样的真理、价值和历史观所指引的方向与道路，即可通向幸福的彼岸。追求幸福，这是每个人最大的渴求，为不幸所折磨，乃是人生最大苦痛。一种承诺能带来福音、给人以确定的幸福生活的哲学无疑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康德曾这样描述道：“它是真理的故乡——好一个迷人的名称！——周围是广阔无边、波涛汹涌的海洋，即幻想的本土，其中无数蜃楼海市，作为迷人的远岸出现，在诱惑冒险的航海家，虽然终都成为空想，但总是叫他们从事欲罢不能、仰之弥高的事业”[10]。可见，哲学“高贵”的姿态所笼罩着的炫目的光环，对缺乏自觉批判眼光和能力的人们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