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叙利亚问题不简单是一国国内问题，大国对其持有的态度，反映了它们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态度；同时，叙利亚问题不是西方媒体报道的自由—专制和民主—独裁的问题，而是公道与否的问题。要避免更多大国欺负小国的现象的发生，不仅需要大国抛弃“保护”的思维，也需要小国反思如何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叙利亚危机中的国际舆论场揭示了国际新闻报道历来是有价值观的。新兴国家应认识到，客观公正的国际舆论场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力争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在向中国所理解的正确方向演变，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捍卫国际公道的基本价值观的责任。
【关键词】叙利亚危机 新型国际关系 公道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识码】A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思考未来世界秩序问题时，需要认真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遗产。如果许多理论问题没想清楚，或者不能独立自主地从中走出来，就必定成为我们探索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思想负担。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叙利亚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关系反思样本。这个问题不仅是叙利亚内部问题和地区问题，也不简单就是“保护的责任”①的分歧问题；由小观大、小中见大，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许多基本问题，考验着人们看待建设良好国际关系的态度。
对叙利亚问题的反思：“大国不欺负小国”的可能性
国际关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战争问题，另外一个是大国不欺负小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自西方的“国际关系”扩张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西方特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这也为我们展开对未来世界秩序探索提供了很大的理论空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一个多世纪前曾反思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必须要解决大国不欺负小国的问题。孙中山先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目睹帝国主义内部战争和对外战争给弱小国家带来的灾难，感叹国际关系是列强“吃人的”、“灭人的”关系，没有仁义道德可言。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相比，在中国与东亚经过漫长时期构建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在东亚实现了大国与小国共生的局面。这不是说中国做得很好，但是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相比，东亚共生的国际体系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多讲强者基础上的法，中国在东亚的国际体系中多讲为大者的德，这是两种国际体系的差异。
将叙利亚问题放在“大国不欺负小国”的简单逻辑上，才能摆正我们反思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和基础。叙利亚问题为什么会让人想起一战前的摩洛哥危机、二战前捷克的苏台德问题以及冷战结束不久的科索沃问题？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在目睹叙利亚问题以来死伤的无辜平民，都会为之产生同情和怜悯。当人们看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面对电视镜头以“人道主义”和“保护的责任”名义要求巴沙尔下台时，人们立刻想到这样做是否是在破坏联合国宪章主权国家及其领导人正当性的法则；当美国以化学武器事件为由要对叙利亚实施干预时，人们马上想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拥有核武器名义推翻伊拉克政权的事件，但事后伊拉克被证明并没有核武器；当外部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造成当地政局动荡，进而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时，人们从心底里对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产生怀疑。
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坚持，叙利亚问题至今还没有从政治解决的框架中滑出。每当国际关系处于动荡或者历史转折关口的时侯，世界需要坚定的国家和政治家将国际关系发展拉回到历史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叙利亚问题看似国内问题，但是大国对叙利亚问题持有的态度，其实反映了它们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态度：一种是强权政治和黩武主义的态度，将军事干涉和欺凌肢解小国视为当然；一种则认为强权政治和军事干涉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各国政治及其发展道路应当由其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
没有“公道”就没有“人道”
大国在看待叙利亚问题的态度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从人道主义干涉概念中改头换面而来的“保护的责任”的概念引起很多的批评。对“保护中的责任”和“负责任的保护”②的讨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学者对实施“保护的责任”进程和进程后出现的许多消极后果的担忧。强调“负责任的保护”和“保护中的责任”是必要的，但是这样还不够，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层次的政治学思考。
换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不管是利比亚问题，还是叙利亚问题，撇开其国内政治不说，就国际关系而言，关键不在于这些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而在于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大国在对待这类问题上缺乏“公道”。
中国和世界上所有具有同理心的国家一样，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内战冲突等，均怀有同情和怜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洛杉矶和巴黎种族骚乱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所产生的同情和怜悯，同对利比亚、叙利亚内战中伤亡的平民的同情和怜悯是一样的。外来干预在不违背联合国宪章前提下对人道主义问题而言固然有必要，但如果脱离“公道”的轨道，受“私道”支配，就必然无益于当地问题的解决，通常还会加剧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就如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所揭示的一样。这就是西方国家对外干预经常被人以双重标准诟病的原因之一。所谓的双重标准，或者有选择的干预，本身就说明干预的起点和进程是以私道而不是以公道来进行的。
中国人历来有“天下为公”而不是“天下为私”的情怀。一个“为公”的天下或者“为公”的世界秩序，自然得有“为公”之道。中国人认为，一个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若没有“公道”是不可能实现“人道”的。当今的国际关系是有“公道”的，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基本原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国际关系基本秩序之“公道”。之所以说叙利亚问题不是人道而是公道问题，是因为一些大国在破坏公道，一直试图以私道来支配和改变叙利亚的国内政治进程。这是叙利亚在外界干预下或者“保护的责任”名义下出现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简言之，叙利亚问题不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的自由—专制和民主—独裁的问题，而是公道与否的问题。
中西政治文化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政治文化将干预作为一种责任，而中国政治文化则将避免干预作为一种美德，这种政治文化美德同时体现在中国外交原则和实践中。公道和公理是中国人理想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尺度。一百多年前，晚清海关的掌管者英国人赫德，在就义和团运动而为英国撰写的中国政策报告中，有段对中国人的公道公理观较中肯的评价，认为中国人在内部形成了一套比强权更为可行的公理守则：“中国人是一个很高傲的民族……他们是非常讲理的人，当发生争端时，解决的办法就是诉诸公理。三千多年来，这种公理崇拜已经形成共识，或说代代承袭下来，并一直在增强，他们这方面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听到公理必须有强权做后盾的告诫时，激起的反响就不是用惊讶可以形容的了。”③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及其提出的关于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的主张，恰恰是其站在“公道”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体现。西亚北非地区的一些国家至今对中国的立场还不理解。中国认为，问题不完全在于叙利亚内政，而在于一些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频繁试探和突破主权国际秩序的底线，其危险性不仅波及到中东地区政治，更重要的是一旦主权国际秩序被打破，干涉的大门被打开，遭殃的将不只是叙利亚，而有可能是更多的小国（包括那些至今还不理解中国投票行为的小国）。小国今天对待叙利亚的态度，可能是自己明天所遭遇的态度，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叙利亚问题凸显了建设世界秩序的重要性。世界秩序演变史及其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出世和登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人类以往所有的政治文明成果，而是以往一些国际政治文明被“私道私理”支配得太多，亟需“公道公理”来扶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中国人都把“公道”作为实践判断的准则和立法精神的来源，凡事只要偏离公道，就会埋下祸根与不和。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和谐不共生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才凸显出和谐共生的价值和意义。叙利亚问题虽然降低了一些西方国家宣扬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的地位，但是突出了中国人在“公道”支配下的和谐共生秩序观的意义。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