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要实现良好治理，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治理体制自身的冲突
现在，乡村治理正深陷内在的自我矛盾之中。这种治理危机既困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困扰基层官员和基层民众。中国乡村要实现良好治理，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治理体制自身的冲突。
目前关于政府治理的研究，特别是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研究，虽然成果很多，但有一个重要缺陷，这就是缺乏“党”的研究视角。不论是实际的改革过程，还是学术研究，在总结政府透明度和问责性的过程中，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政府机构本身，而对于党委的组织有所忽略。在中国，研究政府的透明与问责，不能不特别关注党组织的透明与问责。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现行党政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各级政府是由同级党委直接领导的，政府的重大决策实际上都出自党委；在许多情况下党委的工作和政府工作是一体的，或者说是党委部门取代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但是，党组织的透明过程不同于政府机构，党组织的问责机制也不同于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政府透明度和问责问题，也需要同时关注党组织的透明度和问责问题。所以说，政府的绩效与问责问题，实质上是党组织的绩效与问责。
在基层，在提升党和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近些年来已经出现很多创新经验。这些创新经验发生的基本背景是：其一，近些年来，党中央也在积极提倡和要求党务公开，强调党的工作部门要有绩效评价和问责；其二，基层党政组织在面临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过程中，来自公民的要求和压力，推动了党政组织的透明度和问责性建设；其三，在基层领导中产生了一些有改革要求和政治勇气的人，他们大胆改革传统的党和政府工作方式，在增强党组织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可以说，党组织在透明和问责方面的实践创新，是走在研究界前面的，反而研究者的观察和总结很不够。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党政体制，为了更好地总结党国体制的实际运行，开展关于党组织的治理与创新的经验研究很有必要。
笔者认为，研究基层党的治理，重点内容应该是：以县市党组织的运行为观察面，全面考察和总结基层党组织在增强透明度和提升问责性方面的创新经验，为基层党组织的深入改革提供研究支持。在中国，以党领政的体制是一个严密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内部是有层级的，也有板块的。任何研究都没有办法关观这个体制的全部，都需要选取一个特定的层级或者部门。县（市）是中国政权体系的基本单位，县市政权直接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管理，而且管理功能相当完备。县市以下政权，管理功能虽然直接但是不完备；县市以上政权，管理功能虽然完备但是并不直接，只是一种间接的管理。所以，县市党政体制最能体现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质。以县市为基本观察面，向上可以仰视关注省市政权，向下可以俯瞰观察乡村政府。所以，研究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应该特别重视县（市）层面。
如果改革不能在政治层面上有重大突破，治理危机的全面爆发将只是时间问题
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县乡政府在政府体系中的位势发生重要变化，其核心特征是：重新集权化过程全面挤压了县乡政府，既造成县乡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紧张，也造成了县乡政府与基层民众的关系紧张。检索这种重新集权化的起源，应该说始于1990年代中期。分税制在造成基层财政逐步吃紧的基础上，基层行政权力也被上级政府不断蚕食，与此同时，上级政府施加给县乡政府的多种考核问责，则进一步恶化了县乡政府的运行环境。大致从2010年开始，中央政府意识到这种重新集权化的积弊，开始采取某些调整措施，行政性分权有所推进；在政府运行体制上，中央在政府决策与领导权产生方面有系列改革举措。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预期效果，更无法破解既定困局。不仅如此，有些举措反而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内在紧张与外部冲突。
整体地看，现在基层政府已经陷入两难的治理困局。显然，这种危机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治理”层面。从国际经验看，治理通常指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一般不涉及具体的政治过程。由于中国政府过程中政治与行政性的浑然一体特征，基层政府的这种治理危机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或者说，直接就是一种政治危机。中共十八大以来，重启改革议程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在接下来的改革设计中，不仅需要行政体制或者管理技术的改进，而且需要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政治改革。如果改革不能在政治层面上有重大突破，治理危机的全面爆发将只是时间问题。
中共十八大前后，国内外舆论对于中国改革都有很多议论和期待。一年多来，我们看到，新领导层有一些新举措和新表示。从政府改革来说，中央政府已经在下放权力方面有了一些具体动作，行政性分权步伐明显加快，主要是取消和下放了一些行政审批权限，并且表示将会在这个方向上深入推进。中央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放松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只是，这种改革基本上还在行政改革范围之内。在政治层面，尚未看到新的重大举措出台。相反，不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基层，传统政治控制没有明显松动和改变的迹象。即便从行政改革本身来看，在基层政府层面（县市和乡镇），至今也没有清晰的顶层设计和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