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友好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矛盾冲突是短暂的支流
在我国与邻国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斗争中的互相支持，无疑是发展的主流。一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史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与和平友好交往为重点的历史，中国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从来是开放、宽容的，这是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发展的主导方面，中越关系也不例外。但在历史上，中越两国曾有过相互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发生过战争，且由于认识上的分野，这往往成为中越两国的历史性纠葛，易滋生偏激的民族情绪。因而，研讨和评估中越历史上和平交往及战争关系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中外关系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共处的，但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冲击或战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难免的，这是国家实行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在研究中外关系时也不能忽视或回避国家之间的战争，关键是应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具体分析。翦伯赞说过，我们“既不要专写战争，不写和平，也不要从历史上删去战争，甚至删去人所共知的战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写出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处的局面”。⑨上个世纪50～60年代，关于中国与邻国的战争关系的研究一度成为“禁区”，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文章与著作常不能公开发表，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没必要掩饰历史上中国王朝的对外战争。
首先，须指出的是，古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完全是统治阶级发动的，要谴责的是统治阶级进行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人民群众是受压迫的、无权的，是强烈反对侵略战争的，应将发动战争的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侵略战争是统治集团的罪行，不能要求人民来承担历史的责任。这是我们研究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包括中越在历史上的战争所应具有的态度。
第二，纵观中国对外关系史，包括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历史，中国王朝对外侵略的记录是比较少的，规模也较小。中国王朝所进行的战争并非一概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其中也包括一些反侵略、反掠夺的正义战争。例如众所周知的明代援朝抗倭战争和清初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等。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关系的主流是和平友好交往。南海是东西方和平自由交往的海上交通航道，也是中越海上合作互助的一个渠道，中国与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从未发生过类似于现今的南海主权争端。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与战争。例如与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未兵戎相见。对缅甸只有过两次战争，与印度尼西亚仅有一次，发生在元朝时期。
第三，对越南的陆地边境冲突或战争虽然次数较多，但要作具体分析，不能把“侵略者”的帽子一古脑儿全扣在中国头上。历史上并非只有中国封建帝王侵略越南的战争，而没有越南封建帝王侵略中国的战争。越南正式建国是公元10世纪中叶。在此以前，越南北方属于中国王朝的版图，中国王朝在今越南北半部设立了郡县。在漫长的郡县时期，从公元初年至10世纪中叶，在交趾地方就曾多次发生地方的起义与反抗斗争。重要的事例有，东汉初年发生的越南史上称为“二征起义”的事件。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麋冷县氏族贵族后裔征侧、征贰姊妹举兵起义。起义获九真、日南等地响应，攻略岭外六十五城，侧自立为王。东汉朝廷派遣马援率军于公元44年镇压了起义，二征被俘殉难。⑩二征起义是封建朝廷与地方豪强势力和当地民众矛盾激化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原文化传播进程中与地方越族的氏族贵族体制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撞击和冲突。对于这一事件，我们应作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二征起义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一方面，起义带有交趾地方民众的反抗东汉朝廷统治和剥削的斗争的性质，因而1964年7月赴河内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就曾亲自前往二征姐妹陵庙献花圈，表达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同情和敬重的心情；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马援在进军过程中，在当地建筑城廓，开凿沟渠，灌溉农田，确立封建郡县制，大力推行汉朝政法制度，使当地旧的雒侯雒将制瓦解，政治体制进一步封建化。为安抚当地人士，他“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马援采取的改革措施，对战后交趾的重建和社会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
从10世纪中叶越南建立自主国家后，中国古代王朝确曾与越南发生过冲突或战争，其中有中国王朝侵犯越南的战争。例如，13世纪元蒙军队三次发动对越南陈朝的战争，战争不仅给越南带来很大的苦难，也给广大中国劳动人民造成了痛苦。中国人民用逃亡、怠工以及武装起义等方式表示对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反抗。元军劳师远征，损兵折将，不得不撤军回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人民的反抗。越南王朝也曾侵扰中国南部边疆。中国史籍记录有越南王朝多次“寇边”的事件。1075～1076年，即宋神宗熙宁年间，李朝军队入侵，攻陷钦州、廉州（今合浦）和邕州（今南宁），造成广西边境军民重大的伤亡，但遭到宋朝的还击，不得不议和。综观越南古代中越两国间的战争，时间是很短暂的。自从吴权抗击南汉起，经过丁、前黎、李、陈、胡、黎、阮等几个朝代，约1000年，其中发生战争的年代加在一起大约只有20年，而且每次战争后，双方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处。
可见，在两国历史上交战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仅是历史发展中几个小的漩涡，而两国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比起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更为密切。两国人民在近代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尤其是共产党诞生后在革命运动中互相支持、援助，使中越关系进入极为亲密的新阶段。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上和平的和战争的两个方面，并作一些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将有助于认识我国与越南及亚洲各国关系发展史的主流，且有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经济文化交流是基本途径，双向互动是突出的特点
在中国与周边邻国文化交流关系史上，相互促进和互动构成了重要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研究中国与东亚国家文化的交流，既要注意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东亚国家的巨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东亚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与促进作用，这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早就与四邻开始了最初的交往。从秦汉时期起始，中华古典文明逐步走向繁荣昌盛。两汉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中西交通大动脉——陆上丝绸之路形成。公元2世纪时，从南海沿岸出发经过印度洋、红海通向地中海的海上丝路也直接开通。特别是到唐宋时期，中国已使用罗盘指针，造船和航海技术大有提高，海上丝路日益繁荣，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出现新的局面。至元末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和平交往的过程中，最突出的、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5世纪初的“郑和七下西洋”。有人把郑和下西洋说成是武力的“西征”或“南海远征”，这种说法使人以为郑和航行是一种军事行动，历史实际并非如此。“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一大高潮。郑和船队远航把中国的工艺制品及生产技术带到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商品货物的交换，刺激了中国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并使中国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郑和是中国的和平友好的使者。他的船队每到一个国家，首先进行和平外交访问，会见当地国王与官员，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贸易活动，贯穿于船队活动的中心是：和平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包括与越南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也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多层次的，而且是动态的，不仅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还有多种民间的交往。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既有互派使节、经贸交易、互赠礼品和书籍、文学艺术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学生和僧侣的互访等。其中，“朝贡贸易”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官方的经贸交易的一种形式，而边境贸易和海上的民间贸易则是双方开展经贸交易的另一种方式。民间交易形式下的经贸来往与宗教、文化的交流持续不断，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中越两国人民相互迁徙，在经济开发、文化传播过程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文献资料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中原地区就与今越南地区有交往。公元前214年，秦朝曾向越南北方地区移民，此后有许多中国人相继南迁。中国移民中既有上层官员、文人学者，又有游学僧人和下层群众，他们是在越南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与桥梁。越南在中国的移民对中国的贡献也很大。举例而言，明代中越两国人员交往增多，有不少越南人来到中国，越南胡朝王子胡澄（又名黎澄）来中国献“神枪法”，立有大功，官至工部尚书，“专督造兵仗局铳箭火药”，明代“军中凡祭兵器，并祭澄”，他被奉为“火器之神”。值得提出的是，明初交趾人阮安对北京城的建筑的贡献。阮安，约于明代永乐五年入宫为太监，他善于谋划，尤长于工程建筑，在营建北京的宫殿和皇城时负责总设计，在北京城的九门城楼、五府、六部、诸司公宇的建筑以及杨村驿诸河道治理上均有建树。上述史实说明中越两国移民在文化交流中的相互促进和奉献。
中国与越南的经济文化交往，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的交流，突出地表现为双向的互动性的特点。在物质文明交流方面，秦末汉初，中原犁耕技术就开始向交趾（今越南北部）输入，促进了古代越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史载，今越南北部地区中早已从中原输入金、铁、田器、马、牛、羊和缯布。在历史上，古代中国的制陶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用转盘制陶的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很早便传入越南。唐初，越南已有发达的植桑养蚕业，史载：交趾有“八蚕之锦”，《越南历史》一书说：“峰州（越南北部河西以北、永富一带）到爱州（中部清化），每年都养八次蚕。”养蚕缫丝在当地已相当普遍。越南的一些优良品种的输入对中国品种的改良也甚有助益。例如，槟榔、荔枝、婆罗密、龙眼等热带花果树种是从越南引进的，而且交趾出产的蔗糖产量、质量皆优。《南方草木状》说：“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榨取其汁，曝数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偈之石密。”三国东吴时，石密即交趾的蔗糖传入中国，改善了中国的甘蔗品种。
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文化全面输入越南的同时，也从越南文化中吸收了有益的因素。越南儒教和道教都源于中国，源于印度的越南佛教也受中国佛教的巨大影响，中越传统文化的核心同为儒释道，从思想体系上考察，中越文化“实为一体”。在越南儒学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古代汉文是其主要载体。公元前3世纪输入越南的古汉语汉字在其社会文化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越南人将汉字称为“儒字”，独立后继续借用汉字为官方正式文字。唐代汉语词大量输入越南，学者研究发现，越语中有一半以上的词汇来自汉语，被称为“汉越词”。古代越南的朝廷奏折、政府文书和科举试卷都采用汉文汉字，文史、地理和医学等著作均用汉文书写。汉字文学是越南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人在汉字的基础上曾经创制过一种民族文字，称为“喃字”，但喃字无法取代汉字在古代越南文坛上的主导地位。
越南同历史上的日本等国一样，把儒学称为“儒教”，作为本民族的一种信仰和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纳入本国思想史的范畴进行研究。越南的儒释道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越南佛教主要属北传佛教系统。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它融合了儒、道、老庄和玄学思想，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的特色。6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国禅宗相继传入越南，11～13世纪，越南李朝和陈朝的禅宗佛学大为发展，并创立了自己的门派――竹林禅宗派，从而丰富了禅宗佛学。
越南儒教的基本内容与表现形式无疑是源自中国儒学。中国的历代儒家学派，如先秦的孔孟之道、汉代的“天人感应”以及宋明理学先后传入越南，被接纳并加以传播，特别是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自陈朝初年（13世纪中叶）传入后，备受越南朝廷推崇。经过宋儒注解的经、传，在古代越南受到崇拜，被视为一切思维、语言和学术与艺术活动的规范，受过“孔门儒学”的正规、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在越南有深厚的土壤，成为越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对社会上层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深入到社会的下层。越南村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儒教在越南社会的广泛影响。越南学者潘玉说：“越南文化，无论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芝术、信仰，没有哪一点是不带儒教印记的。”但越南儒教并非中国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带有其民族化的特征。越南思想家并非完全抄袭、借用，而是有所发挥，并有自己的见解。越南古代思想家将儒家思想应用到本国时，使用了民族化的语言，注入了爱国主义内容，带有浓厚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意向。古代越南王朝常以地区“大国”自居，视弱小邻国为落后的“蛮夷”。
儒家思想保持到近现代，在当代越南社会也留下深深的痕迹。近代越南民族主义领袖大多出身儒生家庭，“忠君爱国”观念是越南文绅抗法运动的指导思想，儒教的“民为贵”、“天下大同”等观念促使抗法维新运动领袖潘佩珠等接受民主主义，并向往社会主义的理想。潘佩珠（1868～1940年）对儒教特别推崇，他向往“大公无私，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由此出发，接受孙中山学说，并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社会混在一起，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源于孔子的大同学说。这显然有误，但从潘佩珠的思想发展轨迹可看出儒教对近代越南思想界的影响。现代越南革命运动的领袖胡志明（1890～1969年）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他与潘佩珠等近代革命先行者不同的重要方面，在于他由爱国主义出发，主动地、自觉自愿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生革命生涯中，十分注意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善于利用儒教的优秀遗产。他常借用儒家的观念，加以发挥，赋予革命的新内容。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要学习四项革命道德：勤、俭、严、正，胡志明思想已被确立为越南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把马克思主义、东方哲学思想（包涵儒家思想）、西方民主思想与民族主义融合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体系。他一贯坚持越中友好，他的道德、方法和风格成为整个越南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对当代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