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不能埋没学术成果的亮点，但要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谬误。一般而言，学术评价多半是理性与平和的，不过，也难免因见仁见智、难分轩轾而有出言不逊的争论和交锋。无论言辞如何激烈，只要基于学术范畴，都会对学术精进和创新大有裨助。
在学术发展历程中，某一学科内部或跨学科之间的质疑一直是学术繁荣之魂。质疑者需要有“旁观者清”的独特视野，也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从相异的角度进行审视；而被质疑者则能够在遭到质疑时减少和纠正“当局者迷”常犯的错误。可以说，这是一个共赢的结果。
近代学术史有一个经典案例：进化论的标志性成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争论，受到了来自政、学、教各界名流的猛烈抨击。其中神创论的代表人物、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更是以激烈的言辞来羞辱和讥讽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赫胥黎，但是后者则以“准备接受火刑”的勇气来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正是在这种饱受质疑和抨击的环境中，进化论在英国非但没有湮灭，其影响反而越来越大，并最终成为轰动世界的划时代科学理论。
其实，进化论最早萌芽于法国。早在18世纪后期，生物物种思想已在法国露出“尖尖角”。著名生物学家拉马克建立了第一个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的进化理论。但是，他受到了当时“生物学界的独裁者”居维叶的强力压制，进化理论最终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学术的繁荣昌盛不惮质疑，但绝不能被压制。质疑就是进行学术挑刺，既有温言细语式的柔情，也有面红耳赤式的犀利，不论是何种方式，都不过立场不同、观点相左的探索。质疑是为了更好地厘清真相，明辨事理。在学术领域中，许多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只有通过严肃认真的探讨和切磋，才能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更高、更广、更深。权威学者或后生晚辈，无论其研究时间长短、水平高低，均有追求真理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人都不可能处于绝对正确、毋庸置疑的境界。在任何领域，只要质疑之声缺位，必然导致这门学科裹足不前，甚至危及其他学科。
某些学科由于热衷于近亲繁殖，逐渐形成了学术体系的世袭制。一个领域的学术泰斗门下，常常云集着一大批门徒，有身居官场高位的要人，有成绩斐然的中青年学者。所以，往往某一位学术“大佬”提出一种观点或出版一部专著，或有其他学术活动，便会在圈内迅速得到响应，颂扬之声不绝于耳。这种学术圈子，不可能形成质疑和批判的气氛。谁一旦不懂规矩、“以下犯上”，就是不可饶恕的“大不敬”，必然马上受到围攻，甚至被“清理门户”，在课题、项目、评奖和发表成果等诸多方面进入“定点清除”的“黑名单”。假若有圈外人敢于对“大佬”们的“一亩三分地”指手画脚，更会遭到密集的“炮火”反击，甚至是人身攻击。哪怕是“大佬”出现诸如抄袭、剽窃等学术丑闻或其他问题，徒孙们也是三缄其口、环顾左右而言他。学术门阀制度加剧了党同伐异、派系之争，易使后学患上“软骨症”等各种“先天性疾病”，缺乏先贤圣哲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追求。
在质疑并未形成常态的学术语境下，即使是学者之间的“单打独斗”，也难以做到心平气和，学术之内的质疑容易变成与学术无涉的互掐和冲突。某些学者能否以爱因斯坦和波尔为楷模，学习他们的风范？20世纪，两位科学巨人时常质疑对方的观点，甚至针锋相对、口诛笔伐，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而且他们还能从对方的质疑中深受启发。后来波尔由衷地感慨：自己的每一步发展过程都有来自爱因斯坦强有力的心灵的微妙批判，这些批判激励自己不断改进。
只有在宽容的环境中让质疑和批判成为学者的研究习惯，才能真正做到风清气正，推动学术创新。“抬轿子”式的相互吹捧以及用学术威权压制他人的行为，只能让后学晚辈们噤若寒蝉，不敢提出“异见”，从而导致整个学术丧失灵魂，毫无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