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西亚北非的中东变局对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构成巨大挑战。中东变局发生后，叙利亚国内一度保持稳定，成为少数未受阿拉伯变局冲击的国家之一。巴沙尔总统甚至称，“叙利亚对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具有免疫力”。①但利比亚战争发生以来，叙利亚局势也发生动荡。从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迅速蔓延到霍姆斯、哈马、伊德利卜等省份和大马士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西方国家将利比亚模式视为中东民主化的样板，试图在叙利亚复制。2011年10月、2012年2月和7月，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挫败了西方国家武力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图谋。2012年3月，作为联合国和阿盟特使的安南斡旋叙利亚危机并一度出现曙光，但随后胡拉惨案的发生，叙利亚政治反对派的强硬，暗示着安南斡旋的困难重重。叙利亚危机已由街头抗议运动演变为街头暴力，乃至高烈度的内战。前段时间的化学武器事件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甚至一度引发美俄之间的剑拔弩张。叙利亚危机不仅久拖不决，而且愈演愈烈。可以说，叙利亚如今集各种矛盾于一身，既是其国内不同派别博弈的焦点，也是各种地区力量和大国争夺的热点。
国家构建的缺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按照英法战时秘密签订的《塞克斯—皮科协定》，法国以委任统治的名义将叙利亚据为己有。法国委任统治者并未考虑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和教派构成，而是与英国和土耳其人为地划分了叙利亚的边界，从而造成了叙利亚民族和教派构成混杂。从民族上看，阿拉伯人约占叙利亚总人口的90%，此外还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等。从宗教上看，74%的叙利亚人为逊尼派穆斯林（包括库尔德人），13%为什叶派阿拉伯人（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10%为基督徒。②另一方面，法国为了实现统治，在叙利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仅赋予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库尔德人等宗教和民族上的少数派以自治权，而且将他们招募到军队中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③这不仅加剧了不同民族和教派的隔阂与矛盾，也使政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族和教派的冲突与矛盾构成了叙利亚民族国家最基本的问题，同时也成为影响后来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1946年，叙利亚实现独立，委任统治的后遗症也开始显现。如何在族际和教派之间实现权力的分享、构建国家认同，成为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对但又十分棘手的难题。独立后，叙利亚的政权由阿拉伯逊尼派掌控。由于受到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阿拉伯逊尼派开始打压少数民族和教派。而少数民族和教派掌控军权，并以此进行反抗。两者的矛盾运动导致独立之初的叙利亚政权更替、政治混乱、军事政变频繁发生。据统计，在独立后的20多年里，叙利亚共发生了16次军事政变。④少数民族和教派的军官通过政变上台。20世纪60年代后，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⑤、特别是1973年出身于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的阿萨德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彻底地改变军人干政和政府无力的怪圈，建立了强大的政府。其主要手段是：将叙利亚政府和安全部门的复兴党化，将复兴党阿拉维化。这样便建立了阿萨德家族—阿拉维派—复兴党—叙利亚军政体系的链式统治模式。从本质上讲，这种制度模式是通过现代政党整合的传统家族和教派政治。
阿萨德借助阿拉维派和复兴党之手构建起威权主义政治体系，实现了对叙利亚的控制。除此之外，阿萨德还大力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利用后者构建国家认同，以便掩盖教派的差别和增强政权的合法性。⑥威权政治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可谓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但族际政治和教派政治的症结非但没有解开，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叙利亚是有核心（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多民族国家，但阿萨德政权使核心边缘化。复兴党政权虽然使叙利亚实现了稳定，但其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逊尼派阿拉伯人处于权力中心之外，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自阿萨德上台便存在着反抗。20世纪70年代后，逊尼派开始借助伊斯兰复兴的旗帜反抗阿萨德的统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尽管逊尼派的反抗在武力的镇压下最终以失败告终，却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2000年，巴沙尔就任叙利亚总统后，缺乏乃父的个人魅力，并不能完全掌控复兴党。“他只是统治者之一，并非唯一。”⑦从大的环境来看，大部分中东国家抛弃了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代之以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早已退潮。因此，复兴党的政权基础正在丧失。21世纪以来，复兴党政权开始了大范围的改革，在经济方面推行自由化改革，建立所谓的“社会的市场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与此相伴随的是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贫富分化加剧，腐败问题丛生。据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叙利亚的“清廉指数”只排在182个国家的第129位。⑧叙利亚民众的生活水平急遽下降，50%的叙利亚人生活在贫民窟，在大马士革更是高达70%。⑨自由化改革确实激活了叙利亚的经济，但却并未惠及民生。2004年以来，叙利亚连续4年遭受严重旱灾，通货膨胀严重，使平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曾经支持复兴党政权的社会中下层也开始走向对立面。
尽管巴沙尔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在上台之初释放政治犯、缓和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允许反对派回国等，但这只是一些表面文章，正如巴沙尔所说，“叙利亚没有党派争论，只有一个党的意识形态”。⑩巴沙尔在政治上的举措主要是清洗复兴党元老和异己力量，迫使他们“退休”，同时扶植自己的亲信。这些举措加强了巴沙尔的地位，但却客观上削弱了复兴党的影响力，其在内外政策中的作用逐渐丧失。而新上任的年轻官僚缺乏历练和治国经验，也与地方缺乏联系。巴沙尔改革触动了叙利亚的“安全阀”，复兴党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分离，导致巴沙尔对叙利亚社会的控制减弱。此外，巴沙尔还试图通过强调叙利亚的光辉历史来加强国家认同，填补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后留下的认同真空。但这些努力徒劳无功，无法超脱多元社会中民族国家构建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