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政治力量的壮大令当时的专制政府感到恐惧，尤其是普法战争前后及帝国成立之初，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所采取的立场，令帝国首相俾斯麦担心社民党壮大之后会颠覆现有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在捍卫霍恩索伦王朝及稳固新帝国的所谓“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俾斯麦决定对社民党采取压制措施，并于1978年10月19日借口年初发生的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关系的刺杀德皇事件，在帝国议会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状态。这项法案的有效期限本来只有两年半，但后来在国会中4次被延长，直到1890年才结束。
在长达12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所有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和团体都被禁止，共有893位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超过300个工人组织被解散，超过1300种期刊、图书被禁止，1500人入狱，所判徒刑累计长达850年。①这一切无疑给德国社民党及其党员造成了极大伤害，但德国社民党人在这种高压之下并未屈服，而是采用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秘密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将以“一切手段”坚持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方面使社民党在理论上更激进，另一方面却使该党在实践上向议会改良的道路发展。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议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开展工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利用议会合法讲坛展开活动，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也在不断攀升。
在1890年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民党取得了19.8%的选票。也就是说，在经历了12年的迫害之后，社民党不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党员人数增加了，选区扩大了，以至于在1912年的选举中，社民党以34.8%的支持率成为议会第一大政党。②
压制和迫害未能阻止德国社民党的崛起、发展和强大。相反，专制国家的压迫令社民党更显其高尚，也在道德上提升了其政治使命。有人说，德国社民党是在苦难中取得成功，在反对派时期获得发展、达到目标。而德国社民党之所以勇于承受苦难、能够战胜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缘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了德国社民党，该党的革命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马克思主义使当时的德国社民党人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实现，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和成果。对政治和社会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德国社民党的信念中，并在党内延续了整整80年，曾经深刻影响了党的四五代人。正是因为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德国社民党人才能够在经济萧条和政治压迫的岁月里以一种轻松淡然的心态面对政治压迫和社会困境，经受住了无数危机和残酷迫害的考验。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德国社民党给予很多关注。该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大多数党员并没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是日常生活的窘迫、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时，威廉·李卜克内西主持起草了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这是统一后的德国工人政党的第一个纲领。为实现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统一，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哥达纲领》中对拉萨尔派做出理论上的让步和妥协。马克思恩格斯随即提出尖锐批评意见，马克思撰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深刻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指出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并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在这一时期，专制国家对德国社民党的压制和迫害愈来愈残酷，促使该党在理论上愈加激进，愈来愈多的德国社民党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的德国社民党实际上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