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短工作时间、获得8小时工作日的权利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19世纪后半叶，工人常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各国工人经历了艰难历程，进行了长时间的不懈斗争。在工人斗争的基础上，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⑧19世纪末，第二国际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仍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在德国，社民党和工会是领导工人斗争的主力，斗争使得工人工作时间逐渐降到每周60小时和每周48小时；上世纪50年代，经过社民党和工会的共同努力，为工人争取到每周5天工作日、40小时工作时间；到了80年代，某些行业甚至将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35小时。
德国社民党和工会还推动了企业共同决定的立法进程。从上世纪20年代起，德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共同决定的法律体系，保障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二战后，在德国社民党执政时期，共同决定的立法进程快速发展，基本建立了现代的职工共同决定法律体系，成为世界的样板。此外，解雇保护、带薪休假、母亲保护、劳动保护、失业保护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德国社民党和工会共同斗争的成果。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虽然相互独立，但又有广泛的共同目标和行动上的相互支持。工会曾是社民党扩大选民和党员方面的主要依赖力量，也曾是竞选时期社民党真诚可靠的伙伴。德国社民党最好的选举结果就是通过工会实现的——1972年大选时，工人选票占到了社民党总得票数的70%，勃兰特因而被称作是“工人的总理”。
从帝国时期开始，德国社民党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决定性的解放工具，是无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但是，直到二战之后的阿登纳时代，德国工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微乎其微。德国社民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倡导进行教育改革，实现了教育公正，使得众多德国工人家庭的子女能够上大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最终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进而改变了德国的社会结构和社民党自身的结构，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日益模糊。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德国社民党对妇女解放运动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德国社民党始终关注妇女解放问题，该党创始人倍倍尔于1879年出版了著名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妇女解放的思想。这本书在初版之后的30年间，再版53次，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到1910年，德国社民党的女性党员人数达到8.3万人，1919年，37位德国社民党女议员进入帝国议会。二战之后，妇女解放运动持续发展，德国社民党于1977年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并且在1988年做出规定，社民党领导机构中女性比例不低于40%。目前，德国社民党内的女政治家也日益增多，最近的两任党的总书记都是女性：即前任总书记、现任德国大联合政府劳动和社会部部长安德丽娅·纳勒斯和现任总书记雅丝敏·法依米。
德国社民党所取得的成就曾令某些社会学家认为，社民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如德国著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曾在上世纪末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结束了。但实际情况是，社会公正的目标还远未达到。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之后，德国社会重新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的现象。瓦尔特·伍伦韦伯在《反社会的人》一书中将德国社会描述成三个平行的社会：承担了大部分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主要财富的富裕阶层不再是社会精英；领取救济金的社会底层开始往下一代遗传，而且不再怀有提高社会地位的上进心。这样的社会还远称不上是一个理想的公正社会。此外，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各种差异造成的社会歧视现象也呈愈加严重的态势。这一切都构成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挑战。因此，作为解放者，德国社民党今后要走的道路依然漫长。
改革者：永远不变的精神
德国社民党之所以能够历经150年的岁月发展至今，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利益集团政党，而是能够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纯粹的利益集团政党很难持久，或早或晚会令自己变得多余。一个利益集团政党如果成功了，就会不断破坏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它最终实现并满足了利益集团成员的利益；如果不成功，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就会离开，寻求新的、号称更有效的政党。德国议会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纯粹的利益集团政党，但却没有一个能够长期生存下来。
德国社民党成立之初，德国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工业发展刚刚起步。而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当今的德国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过渡到知识社会了。德国社民党的历史纵贯前工业社会至后工业社会，期间的历史发展天翻地覆，社会冲突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社民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迁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