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这些原先被归于叙利亚反对派代表的组织现在对反对派本身已构成了威胁,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武装之间已有交火事件发生。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发生了化学武器事件。尽管理性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叙政府军完全没有必要在已占据战场优势的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却在第一时间认定是政府军所为,并很快摆出要对其动武的架势,西方舆论也配合造势,各种言之凿凿的打击计划不时见诸报端,让包括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在内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动武势在必行。然而,化武危机最后却“戏剧性地”以美俄达成协议而得以缓解。许多人对此深感意外,他们原以为美国至少会借机对叙实施军事打击,以帮助反对派扭转在战场上的劣势。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国际和地区形势发展使然,是奥巴马政府顾及大势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利比亚战争后的一年多里,中东变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首先,那些“后革命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乱后求治,治中生乱”的后续发展困境:一方面,国家重建,百废待兴,但持续动荡使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西方的援助承诺口惠而实不至,那些曾经为生计走上街头并在推翻旧体制的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年轻人,眼下依然在为生计而苦恼,并积蓄着对新政权的不满;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间、不同教派之间以及不同的部落和政治势力之间为争夺国家权力及部族和教派利益斗得不可开交,导致治安混乱,政局不稳。最早“革命成功”的突尼斯,其政治进程因为议会内部的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派之间的分歧而屡屡受阻。
2013年8月,突尼斯数万民众多次走上街头示威,要求复兴运动党为首的政府下台,负责起草新宪法的突尼斯制宪议会也被迫停止工作。利比亚的问题同样严重,趁乱而起的各派武装根本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整个国家几近无政府状态。而埃及出现的推翻穆尔西的“二次革命”比推翻穆巴拉克更为惊心动魄,埃及为此陷入巨大的社会分裂。
其次,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各国各种政治和宗教力量之间的博弈出现极端暴力倾向,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突尼斯是中东变局中的第一个,也是被认为转型相对平稳的国家,但是2013年2月以来,反对派领袖人物肖克里·贝莱德和另一名反对派议员先后被暗杀,导致突尼斯陷入了全面政治危机。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大量武器散落民间,安全部队和警察的力量甚至还不及民间武装。两年来,部落之间和各武装组织之间经常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暴力事件频发,10月份更是发生了总理阿里·扎伊丹被前反叛组织绑架的事件。在埃及,军队与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冲突已造成数百人伤亡。
更令人担忧的是,流窜在中东各地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重新在动荡国家聚集,乱中取利,趁势做大,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最大安全隐患。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叙利亚总共有10万人在与政府军作战,其中1万人是同“基地”组织有直接关系的圣战者,还有3万到3.5万人是其他极端派别的伊斯兰主义者。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