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宗教和地缘政治因素在中东变局中凸显，对转型国家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俗博弈成为“后革命国家”政治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变局中呈先扬后仰之势，先是强势崛起，但很快引发世俗力量反弹。在中东以往历史进程中，每每在民族主义受到挫折时，伊斯兰主义就必然会被拿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选择。这次同样如此，在旧政权倒台后的选举中获胜的基本都是伊斯兰政党。而“叙利亚自由军”和境内的一些伊斯兰反对派力量联合发表的一份声明也呼吁叙利亚的军事和民间力量在基于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框架下团结起来，称“伊斯兰教法应是法律的唯一来源”。④但历史绝不是简单的重复，伊斯兰回归并不是这次阿拉伯民众变革诉求的核心，埃及爆发“二次革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二，教派之争成为加剧叙利亚危机背后的主要推手。逊尼派为主的海湾国家为了遏制什叶派的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而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伊朗和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则每每在关键时刻向巴沙尔政府伸出援手。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2年8月3日在联大表示，由于地区和国际势力在背后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叙利亚危机演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的预警，已经变成现实”。⑤外部势力的介入不仅使叙利亚局势更趋恶化，还加剧了伊拉克国内教派的冲突。黎巴嫩各派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纷争也使国内局势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中东变局的后续发展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上述变化显然与美国、西方国家最初的期望相去甚远，尤其是伊斯兰政治力量上升以及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的回潮，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美国根本没料到其不惜抛弃穆巴拉克这个昔日盟友去支持埃及的民主革命，结果却给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创造了条件，以至于美国最后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地默认埃及军队发动“政变”，罢黜民选总统莫尔西。美国更没想到它费劲费力地帮助利比亚反对派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结果美国的大使却被利比亚反对派干掉。好不容易帮利比亚组建起过渡政府，但两年后利比亚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利比亚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热情迅速降温，介入叙利亚内战的政治意愿和实际投入都大幅下降。
不少人认为，美国和西方当时曾试图借推翻卡扎菲之势对叙利亚采取“利比亚模式”，只因在安理会屡遭中俄反对而受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安理会表决后不久，笔者曾赴中东与美国多个驻阿拉伯国家学术和研究机构交流，美方学者当时明确表示：即使中俄不投反对票，叙利亚局面也不会因此改变。因为利比亚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实际上已经无意（某种程度上是无力）在中东投入更多资源，更不会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并且，当时奥巴马正全力准备国内大选，他必须更多地把注意力从海外转移到国内。美国在明知西方提案会遭中俄否决的情况下依然推动表决，其意在制造舆论，即叙利亚危机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全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阻扰。
我们看到，美国一直在鼓动其他国家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支持，但自己却少有实质性投入，尤其在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方面慎之又慎。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许多人认为，奥巴马给叙利亚划定的“红线”，是对叙利亚的严重警告。但笔者却认为，这其实是给叙利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除非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否则美国不会对其进行军事干预。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奥巴马政府不愿卷入叙利亚内战的心态。
叙利亚发生使用化学武器事件后，叙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一度试图拿“红线”来逼奥巴马对叙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政要也纷纷释放出动武的信号。西方媒体更是强势造势，各种版本的打击方案天天见诸报端，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最终却峰回路转。许多人认为这是奥巴马软弱的表现，殊不知奥巴马也是顾虑大势的发展。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可能对当前发生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乱局视而不见，更不可能对地区内日趋活跃的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无动于衷。他也深知巴沙尔政权现在倒台不一定能换来西方所希望的结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加混乱的局面。因此，对反复强调美国不愿也不会卷入叙利亚内战的奥巴马来说，与俄罗斯就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达成框架协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