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精神”，他说：“欲求精神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简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⑦这个精神的定义太宽泛，而未真正揭示精神的本质，仅就物质相对而言精神。换言之，精神是由非物质来规定的，然非物质不等于精神。
孙中山以非物质即为精神，是要强调精神的度越性、独立性，以便凸显精神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譬如北伐，“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⑧以武昌革命为例，当时革命党人与满清的武器相差何啻一与千之比。但革命党人敢以卵击石，完全靠革命党人的精神为之。武昌一役可证“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⑨的现实。日俄战争就兵力言，俄国数倍于日本，然日胜俄败，日胜俄在精神。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挥艺术和官兵的精神状态，能决定战争的以少胜多、以弱战强。“故在今日而言救国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现在军人之精神。”⑩以革命救国，非有革命精神不可。
什么是革命精神？他说：“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者，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智”是指聪明、有见识。军人的“智”，“一别是非，二明利害，三识时势，四知彼已”。“别是非”是讲利于民则是，利于国则是，不利于民、不利于国则非。是非不明，便是无军人的精神。“明利害”与别是非相因，军人以利国利民为己责。利民者民亦利于你，害人者适以自害。明乎此，始可谓智，为革命之军人。“识时势”的“时”是指时机成熟与否，“势”是指势力的顺逆，顺势用力易，逆势用力难，乘时势，无有不成功。军人的任务是救国救民，建设新国家，而非扰民。“知彼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人民以仁义为重，人民与我一体，利害与共。
所谓“仁”，军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博爱之谓仁”，“博爱”指公爱而非私爱。仁的种类：“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国之仁。”“救世之仁”即宗教家的仁，以牺牲为主义；“救人”即慈善家之仁，以乐善好施为事；救国为志士爱国之仁。军人的仁，其目的在于救国。所谓国，包括三要素：一为领土；二为人民；三为主权。
所谓“勇”，“不怕二字，实即勇之定义”。孔子讲“勇者不惧”，不惧为勇的特征。军人的勇，“须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勇始可，否则逞一时之意气，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误用其勇，害乃滋甚”。勇的种类有发狉之勇，有血气之勇，有无知之勇，这些都是小勇，而非大勇。军人之勇，在夫成仁取义，为大勇。一是长技能，熟悉武器和战术；二是明生死。不明生死不能发扬勇气。“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轻。”为革命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