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易论
孙中山以心为万事之本源的哲学理论思维为指导，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败（包括辛亥革命）的原因，体认到革命的践行与革命的认知，并不是传统思想中所说“知易行难”的关系。他认为《尚书·说命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说，影响深远，造成对革命事业的损害。他说：“夫革命党的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革命党人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心理，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必须破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大敌。“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敢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如此，才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于是，他提出了与“知易行难”的反命题“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对于“知难行易”的思议，是从革命实践中得来。开始时对“行之惟艰”，信而无疑。继思要打破此难关，便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鼓励同人，久而久之，仍存畏难之心。于是就专事研究“知易行难”问题，终于豁然有得。他说：“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为证明其“知难行易”之说的正确性、合理性，他用百姓日用生活活动中的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证，便可推翻“行难知易”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
孙中山之所以不惮其烦地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他把中国近代落后、腐败、积弱等待毙情境，归之于知易行难，而要以“知难行易”来救中国。于是他赋予知行以新内涵、新思维、新关系、新价值，而具有现代性。
就“知”而言，他说：“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为什么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要先认知？这是为了避免错误、费时失事，所以由人的认知的意象感性认识，进而到条理的理性认识，再制订出计划，然后用工夫去做，就能完成精妙浩大的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如果由科学逻辑，以求得真知，行有何难！中国其时之所以尚未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境内有他国的租界，中国的治权、海关握于外国人之手，就在于知难。日本维新之初，其当时的知识学问，还远不如中国，“然能翻然觉悟，知锁国之非计，立变攘夷为师夷，聘用各国人才，采取欧美良法，力图改革”。日本不过用了50年，便成为强盛之国。孙中山认为如能毅然打破知易行难的迷信，“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他把“知”的概念与国民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而赋予其新内涵、新价值。
孙中山的“知”，主要是指革命知识、建设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等方面。他所谓的“行”，是指“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不知而行，意蕴从行中获得知，譬如生徒的习练，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所欲能；科学家的试验，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探索家的探索，是行其所不知以求有新发现；伟人杰士的冒险，是行其所不知以建立其功业。此四种人的实践活动，尽管其活动即行的目的、性质、功用不同，但其价值都是从不知中，通过践行的主体活动而获得新能力、新知识、新发现、新功业，而促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动机，国家的富强。由此可知，尽管孙中山倡导知难行易，但他并不忽视行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