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将军宣布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事委员会从看守政府手中接管政权，从去年11月开始持续了7个月的新一轮政治动荡似乎因此而告一段落，但从长远来看，泰国政治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怪圈。
自2006年9月的军事政变将他信赶下台以来，泰国政治便陷入了“反他信”和“挺他信”两大阵营相互对峙、轮流“坐庄”的怪圈。尽管议会斗争、宪法打压乃至街头政治各种方式全面上阵，双方一直势均力敌，未能分出胜负，最终再次形成无法自解的死局，只能由军事政变的方式来打破。
然而，在泰国的政治语境下，军队绝非像其所宣称的那样是缔造和恢复稳定的超然中立者，而是更大政治怪圈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从1932年实行议会民主制以来，泰国政治已经经历了五次几乎同样的循环：政变（军人政府）——选举（文官政府）——政治危机——再政变——再选举——再政治危机……第一个循环周期始于1932年的政变，军政府持续12年后，经过选举建立了文官政府。到了2006年年9月军队再次发动政变，泰国政治进入第五个周期。由此算来，此次的军事政变标志着上述更大的泰国政治怪圈循环进入第六个周期。
但这些周期之间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随着泰国内外政治形势而有所变化。同样以推翻他信集团政权为目的的此次政变与2006年政变相比，就能看到军方在手段和策略上的明显不同。
首先，此次政变后军方控制局面的措施考虑更全面、落实更严厉。军方5月20日宣布戒严，同时面对媒体称并非政变，但短短两天后就正式宣布政变，这并不是形势逼迫下的仓促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两手方案。
宣布戒严后，以陆军司令巴育将军为首的军方先是在21日、22日两次召集跨党派协商会议，要为政治僵局寻求突破，可是没有结果，于是当场扣留与会的各派政治领袖，随即到国家电视台通过电视直播宣布发动军事政变。跟着，他宣布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实施宵禁、中止宪法的大部分、接管电视台和电台、实施新闻管制等。这些举措比过去历次政变时的情况都更加果断和严厉。
其次，军方在控制局面的手段上更加具有灵活性。鉴于泰国相当多的民众对军事政变有心理阴影，此次军方用相对灵活、缓和的手段实施控制，尽量不引发民众的负面反应。比如，宣布政变之初曼谷的宵禁时间为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5点，让很多商业机构和市民感到不便，之后军方便将宵禁时间缩短为午夜0点到凌晨4点。同时，军方还与时俱进，用控制社交媒体方式来防止反军事政变示威活动扩大蔓延。
再次，军方制订更深入的策略力图根除他信集团的政治力量。军方深知他信集团最大的政治资本是农民，尤其是东北部农民的支持。因此，夺权后军方推出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表态将以重振经济为优先，尤其是尽快还清英拉政府之前拖欠农民的大米补贴款项。军政府已指示财政部及国营的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负责发还欠款，超过80万参与大米收购计划的农民从宣布之日起就可以陆续收到款项。英拉在此计划上的失败引起了部分农民的严重不满，若军政府可以及时偿付米款，在赢得农民支持上会有较大作用。
与此同时，军方还对国家系统中的他信势力进行了快速而彻底的“清洗”。军政府先是将一些被认为是他信派的政府高官调任或撤职，如警察总长、特别案件调查厅主任，以及国防部常务次长等。尤其对与他信关系密切的警察部队，军政府已经着手拟订改革计划，重点是把警察的权力分散，甚至将为此而修改警察法。另外，清理的触角也深入到泰国国家石油公司等国营企业的董事局，因为其中许多董事成员都是原执政党为泰党的亲信。
可见，此次政变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的，力图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果。
泰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都不会允许军政府长期存在，其政策落实时间有限，而且过度严厉会引发支持他信力量的大幅反弹。军政府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举行大选，届时的局面不是军方能够控制的，拖延军政府执政时间，或大选公正性遭到质疑，泰国都可能出现新的动荡乃至暴力冲突。
现在，泰国最为需要的，是关系和谐、长期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但是，世界和泰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证明，军事政变无法成为这个政治环境的创造者。泰国82年政治怪圈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撕裂和阶层利益的对立，在于政治文化发展的长期滞后，在于民主制度的严重缺陷。如果这些根源得不到清除，泰国就难以走出层层相套的政治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