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与欧洲在城镇化进程中均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城市病”、资金、人口转移、公共服务保障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中国与欧洲城镇化在社会转型任务、资金来源、政府主导模式、人口转移规模以及经济增长认同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借鉴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一体化机制、就地城镇化为主导的模式、农民市民化的实现途径、可持续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以人为本、因时因地制宜的城镇化路径。
【关键词】城镇化 中国 欧洲 市民化 以人为本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产业调整和人口转移过程。如果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欧洲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1950年，欧洲的城镇人口比重就已达到50%；现在，欧洲城镇化率已达到80%。与之相对，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2.6%，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然而质量不高，真正“人的城镇化”只有34%左右。2012年5月3日，中欧之间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其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界。中国和欧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程度在双边关系史上前所未有，需要双方加强交流借鉴、互动合作，共同把握未来机遇，应对未来挑战，实现互利共赢。”①借鉴与合作的前提是做好对比研究，充分了解中欧城镇化的共性及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搞好经验交流，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目的。
中国与欧洲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李克强指出，“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资源环境是中国发展的瓶颈制约。”②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及人口大规模迁移，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显著的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失调等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事实上，欧洲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也曾出现一系列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失业激增、住房短缺等“城市病”。20世纪最为著名的由环境污染造成的八大公害事件，其中有两件就与欧洲有关，一是1930年12月的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另一件是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可以说，欧洲是在反思和解决“城市病”的实践中丰富了城镇化的理念和法规。
推进城镇化需要的资金问题。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会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进程必然伴随着农民走向市民化的过程。由农民实现市民化就需要相应的硬件方面诸如住房等基础设施以及软件方面诸如社会保障法规的支持。因此，推进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2013年7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其中指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在2030年前，我国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粗略计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约51万亿元。”③欧洲的城镇化同样涉及到为工业化拓展有效市场、建设基础设施、转移劳动力等提供需求资本的问题。欧洲各国的高福利、公平化与其在城镇化进程中注重生产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政策密切相关。
农业人口转移带来的就业问题。“从存量来看，截止到2012年，全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存量大约为1.9亿人。从增量来看，2020年前全国城镇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将达到近1.1亿，2030年前将达到2亿以上。”④如此大规模的农业人口转移，势必带来严峻的就业问题。欧洲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面临城镇人口膨胀带来的就业压力，从而造成失业加剧和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等严重问题。欧洲内部之所以一度出现反对城镇化的浪潮，事实上，并不是反对城镇化本身，而是反对城镇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和保障问题。中国城镇化急需突破的是城乡二元化结构造成的城乡差别的矛盾。由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不均衡和差别化，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个为城镇体系内部增加新矛盾的过程，如城镇贫富分化矛盾、不同户籍人群之间的利益矛盾、差别化管理与社会呼唤公平正义的矛盾以及城市人口过度膨胀与城市承载能力限制的矛盾等。欧洲各国依照工业化提出的社会需求进行立法和公共财政干预，为城镇化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持，诸如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共房屋建设等。同时，也将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建设和管理问题纳入到法治轨道，成为推进“法治欧洲”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城镇化过程中有一个理念上的误区，片面地追求新、奇、特、怪、洋等视觉冲击，忽视了内涵发展，从而造成了对历史文化遗迹、遗址、历史文化建筑、街区和城镇的损害和破坏。欧洲各国在这一方面有着高度的自觉保护意识，但由于工业化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以及旅游业的过度开发，造成了威尼斯所在地面板块持续沉降的危机也让意大利人束手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