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城镇化终于从注重规模扩张转向关注人的时候，过去城市发展中隐藏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当你沉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氛围中——站在上海陆家嘴林立的霓虹灯下、伫立在北京CBD永无止境堵车的街头、行进在深圳有着集团军规模工人的产业园区……不禁会问，是什么吸引了如此众多的人群向城市聚集？又有哪些因素会推动未来城市人群的流动？冥冥之中有哪些因素决定了城市的兴亡成败？
在动辄数百万人口的中国城市中，影响城市运行的并不都是那些宏大的政策和规划，更加深刻地影响城市人群的生活感受、影响他们就业选择和迁移的，反而是那些常常被忽视、却围绕他们身边的微观问题，城市生活压力就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于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就业群体而言，城市生活压力主要来自两类价格——物价和房价。不过，以官方经济统计指标来衡量物价水平，会发现它们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相差甚大。以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为例，国内近半年的CPI数据不断走低，从去年10月的3.2%降到今年4月的1.8%，然而，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并未感到物价走低、生活压力减小。在国内官方CPI统计中，最受诟病的缺陷是房价并不计入居民消费价格中（消费中只计入房租），居民购房归为投资而不算消费。这无疑抹杀了国内城市居民生活压力的一个最大来源，形成了中国物价统计中的系统性偏差。如果官方统计与城市现实生活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政策制订者和城市管理者来说就失去了指导意义。
而如果单论房价，各地往往翻了数倍的房价，显然也并不代表和反映真实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基于国内一些核心统计数据，安邦（ANBOUND）定量分析团队开发设计出了“安邦城市生活压力指数”，通过动态跟踪国内不同城市的核心价格数据，反映主要城市的生活价格压力和变化。为了纠正官方统计口径的系统性偏差，更加客观地反映城市生活压力，我们在压力指数设计中纳入了房价因素，在官方CPI和房价指数的基础上赋权综合形成相关城市生活压力指数。
从城市生活压力指数中能够看到一些规律，如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指数大于二、三线城市，沿海发达城市的生活压力指数一般要大于内地城市。不过，在统计中也能发现不少不同于“常识”的现象。比如一般认为，上海是国内“最适宜生活的城市”，上海的城市环境、时尚文化、消费环境等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但如果从城市生活压力指数来看，情况跟想像的则不一样。比较京沪两市今年2月的城市生活同比压力指数，上海是8%，北京是7.14%。上海生活压力指数高于北京这并不是偶然的情况，从3、4两个月的数据跟踪来看，虽然上海与北京都在全国前5名，但上海的城市生活压力指数一直高于北京。这意味着，上海的城市生活压力比北京要大，对于普通人来说，在上海就业和生活要比在北京更不容易。
从统计看，并非所有城市的生活压力指数都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如地处西南地区的成都和重庆，都是人口规模达千万人的特大城市，不过从城市生活压力指数来看，成都与重庆的生活压力的变化并不算大，今年2月成都和重庆的同比生活压力指数分别仅为3.63%和3.64%，3月分别为3.51%和3.53%，4月为2.41%和2.83%，不仅明显低于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也明显低于福州、南昌、合肥、太原、银川、武汉等城市。这些数字变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很多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四川人、重庆人会回流四川和重庆，为何东南沿海一带会出现严重的招工困难。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转型和新的城镇化阶段，城市生活压力是一个逐渐凸显的影响城市经济的新关键因素，它对于城市就业、劳动力迁徙、招商引资、产业转移、企业投资布局等多个方面，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会在全国范围内重塑多个城市的就业形态，甚至影响全国的就业格局。就此而言，“安邦城市生活压力指数”是判断未来城市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观察窗。
从相关城市的实际情况看，生活压力指数所反映的生活价格变化，已经开始显著地影响人们的择业和择居。其外在表现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城市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城市招工难日趋普遍，三是劳动力在城市间出现大规模转移。
生活压力加大只是硬币的一面，它必然导致硬币的另一面——劳动者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工资水平的底线是各地强制性的最低工资，近几年各地已经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不过，企业对此表示，政府没必要不断抬高最低工资水平，因为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已大大超过最底工资水平。在珠三角，多数企业在2014年开出3000至5000元的底薪，比往年提高近20%，而且工作环境日益改善，但仍然缺乏吸引力。在长三角的无锡市，近三年员工的薪酬年均增幅达到10.3%，2014年新招员工平均工资3134元/月，平均基本工资达2408元/月；在经济不景气的2014年，仍有75%的企业认为人工成本将上升8.27%。在上海市，工人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也显示上涨。以家政服务业为例，2014年上海的各类保姆的挂牌工资水平为：不住家工资为2800-4500元，住家保姆3000-6000元，月嫂工资在6000-12000元。在北京，家务保姆工资从2600-5000元，月嫂工资从4000-8800元。在实际聘用过程中，往往是就高不就低，还有很多超过上线者。
由于城市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即使不断提高工资水平，沿海许多城市在很多行业还是遭遇劳动力短缺，招工难越来越普遍。在无锡市，电子电器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光伏能源业和制衣制鞋业等行业的用工需求量大，缺工现象严重，2014年的招工需求量从3000人至26000人不等。为应对招工难，无锡企业普遍放宽了招聘条件，无性别要求、无年龄要求的比例显著上升（分别上升5.8%和9.8%），初中以下的低学历要求上升了7.8%。在上海市，2014年一季度有35.4%的企业存在招工难问题，有7.5%的企业面临长期性缺工，缺工人数占该类企业从业人员数的11.6%；22%的企业存在短期性缺工。缺工最严重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缺工企业比重达51%，工业企业缺工也很严重。在深圳市，2014年春节后的用工缺口约20万，普工、服务员、保安员等基层一线岗位存在较大用工缺口，即使工资涨幅达10%到20%，保安员月薪接近4000元也不好招人。
由于城市生活压力不断加大，即使企业不断加薪，打工者仍然感到在大城市看不到希望。顽强坚守在高生活成本的城市中的打工者，已经成为一个“高恩格尔系数人群”——他们的打工所得几乎全部用于吃饭和居住这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扣除填饱肚子和居住等基本必需费用之后，他们再也拿不出钱来维系作为一个城市居留者的体面与尊严！再加上在户口、子女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待遇差异，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这些打工者很容易成为迁离大城市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沿海城市遭遇到了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双重上涨，这不仅“逼走”了作为劳动力的部分打工者，而且也驱使企业向低成本的内地或海外转移，企业转移和劳动力迁徙二者相互强化，更加剧了沿海城市的招工难现象。据统计，2013年，人力资源大省河南有1523万名农民工实现家门口就业，1137万人赴省外就业，省内就业多于省外的情况已持续3年，而且近年新增农民工中有80%选择在本地就业。这种背景下，类似成都和重庆等生活压力指数相对较低的城市，就成为农民工回流的受益城市。
“安邦城市生活压力指数”所展示的窗口，以一个浓缩的指标揭示了重塑城市就业形态的关键力量，对于地方政府和城市管理者具有现实的政策指导意义。以此来审视很多城市过去的发展方式，不难看到其中的潜在风险：过去以房地产业为主导的城镇化过程，以不断推升房价和地价为目标，受益的集团分别是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银行。但当房价和地价涨到一定程度后，它会造成城市生活成本、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全面上升，全方位地推升城市生活压力指数。当城市就业人群的收入增长难以显著超越生活成本上涨时，各种“逆向”的现象就会发生——劳工成本上升、招工难、农民工迁离、企业迁离、服务业难以为继。
因此，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发展中，如何保持相对较低的城市生活压力，就应该成为政策上应该关注的目标。过去中国各个地方的竞争要素是“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现在这两个红利都已经消失，未来城市竞争的一个重要要素则是“低城市生活压力”——谁能保持相对较低的城市生活压力，谁就能获得相对竞争优势。这是未来城市竞争的大势所趋！
从城市生活压力视角来看一些城市的政策，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以北京市为例，为了完成治理大气和疏解北京非核心功能这两大“政治任务”，北京市把疏解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但如何疏解北京的人口？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从目前的迹象看，北京市有意在推高基础生活成本上想办法。比如，提升北京的水、电、气等基础生活品的价格，提升北京市的房租水平，或者提升北京地铁票价等，都成为北京市相关部门考虑的政策选项。根据北京市发改委4月2日公告的两种水价调整方案，我们估算后发现，无论用哪一种方案，调整之后北京都将成为全国居民水价最贵的城市。如果以推高基本生活成本来疏解人口，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人口的集聚和分散，是生活成本、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公共福利、交通、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下的结果，贸然提高基础生活成本，会极大地推升城市生活压力指数，不仅起不到疏解人口的结果，反而会加剧低收入城市人群的生活困境，更会削弱城市整体的竞争力。
在新的城镇化阶段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压力将成为影响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新竞争因素。对城市生活压力指数进行跟踪和研究，也应该成为城市管理者应该重点关注的决策支持工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