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基先生（1933-2013）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的为人风范、学术业绩以及为文学研究所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迄今留在全所同仁的心中，我相信，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对此也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一
为人处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济天下的抱负，或求独善其身的结果。相对来讲，后者易，前者难；两者得兼，难上加难。凡有兼济天下情怀的人，做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这个“为”字，便读作去声。邓绍基先生做事，就总是先为他人着想，几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这不容易。他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识大体，顾大局，谦和待人，严于律己。这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共同看法。
我八十年代后期在文学所攻读博士研究生，就多次听到所里老师称赞邓先生。留所工作之后，与邓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最初的印象，邓绍基先生很有学者风度，器宇轩昂，眉目之间流露出来的谦和与自信，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正能量的化身。多少年后，尽管他年事已高，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学者，说起邓绍基先生，都啧啧赞叹，说他是文学所的品牌和骄傲。
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易亲近。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他接人待物，很有分寸，很讲究方式，让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在他面前，你不会有压力，不会有顾忌，更不会掖着藏着，把话憋在心里。每次向他求教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娓娓而谈，没有任何架子，很有老派学者风度。古人说，如沐春风，大约就是这种情境吧。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谁能没有烦心的事，但是所里人都说，几乎没有人看见他红过脸。即便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他当然生气，也有所表达，但绝不失雅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邓绍基先生主持了很多集体项目，他总是邀请年轻同志参加，遇到问题，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平等地交换意见。他是主编，完全有理由修改晚辈文字，但是他很少这样做，总是谦逊和善地提出建议，让作者修改，然后他再字斟句酌。
在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先生这一代学者，处在承前启后的位置。他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老一代学者，颇得前贤濡染。《王伯祥日记》记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等领导非常尊重老专家老学者，他们常常到王伯祥、俞平伯等老学者家中看望，虚心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些老先生到所开会，所里会有专车接送，甚至工资和信件也派人送到家中。邓绍基先生那一代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六十年代以来，每到春节，邓绍基、曹道衡等先生总会结伴去看望所里的前辈，通常还要带上几个年轻同志前往。而今，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去年春节，我们还到家中看望邓绍基先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邓绍基先生一生待人热情，做事低调，很怕麻烦别人。日常交往中，他也有求人的时候，别人帮他做了一点点小事，他总是放在心上，有机会一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感谢，温文尔雅，恰到好处。他对别人的请求，也总是尽力协助解决，绝无推衍。他重病期间，我们去医院看望，他总觉得给别人带来麻烦，不愿意打扰大家。他去世后，家属尊重他的遗愿，一切从简，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年来，邓绍基先生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还和蔼地看着我们，不时会像朋友聊天一样，半眯着眼睛，率意地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近来常常想，有这样的忠厚长者在，真是我们的福分。而今，他人走了，但是他的情和意，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二
邓绍基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研究内容涉及面很广，在唐代诗歌、元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小说等研究领域都建树颇丰，尤其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关于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也发表过系列学术论文，成就令学界瞩目。他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红楼梦论丛》（与刘世德、陈毓罴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杜诗别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发表论文二百多篇，主要收录在《古典戏曲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邓绍基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中。
邓绍基先生的学术特色，可以用专、宽、通三个字来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