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其芳所长的引导下，他参与了文学研究所很多重大学科建设和学术活动。在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邓绍基先生在回忆文章《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中谈到，郑振铎、何其芳在筹建文学所时确立了四个方面的工作重点：第一是系统的中外文学理论建设，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编写，第三是编选具有大型文献功能的《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第四是编选一套历代诗歌选本，并且要由著名学者来选编。今天来看，建所之初所确定的这四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邓绍基先生的心血。
如理论建设方面，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在何其芳领导下，制定了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包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参考资料。正是在前辈的感召下，邓绍基先生特别重视理论，撰写了《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提高古代文学研究水平》、《毛泽东与他的“古今中外法”》等论文，体现了他对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战略性思考，至今读来仍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如文学史论著方面，除前面提到了几部古代文学史外，还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如前所述，邓绍基先生重视基本文献，又有理论修养，他的思考就比较全面深入，也取得了切实的业绩。
如大型文献汇编方面，《古本戏曲丛刊》到郑振铎1958年不幸遇难前，已出版四辑共400多种作品。其余各辑，我们正在组织力量重新编纂。《古本小说丛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业已陆续出版。其中《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意义，邓绍基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的文献价值》一文有详细的介绍，这是他亲自参与这项工作的甘苦之言。
如历代选本方面，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余冠英等老一代学者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文学读本先后问世，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邓绍基先生受此影响，也独立编选《金元诗选》，主编《元诗三百首》，都具有拓荒的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向来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分别，多数学者追求为己之学，视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邓先生的性情资质与学术理想，他完全可以坚守自己的学术园地，精耕细作，成为某一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着走，不得不腾出大把时间用于学术组织与行政协调，时常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焦虑不安，也暗羡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悠闲自在。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兴趣而耽搁工作。这一点，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们从回忆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领导岗位后，没有时间从事创作，颇感不安，多次说到，“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他还对那种无休无止的会议，深感厌烦。但是，他受党教育多年，只能服从工作的调遣。邓绍基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说过，行政工作可能会耽误业务学习，但是从大局考虑，从长远考虑，这种牺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选择。文学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邓绍基先生那样的“双肩挑”干部，代代传承，默默奉献，克尽厥职，照亮他人。在当今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他们的为人、为学风范，越发显得珍贵，越发叫人感念。
今天，我们纪念邓绍基先生，不仅仅是纪念他个人，也让我们有机会回顾老一代学者为文学所发展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我在纪念文学所成立六十周年时撰写的《追寻文学所精神》一文中曾写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仰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这种工作作风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六十年来，文学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传统”。邓绍基先生可以说是继承这种传统精神的一个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