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不到四十岁的台湾作家骆以军已经写出了《红字团》、《月球姓氏》、《遣悲怀》等为文坛注目又获读者认同、奖项肯定的作品。他对小说写作心怀虔敬，几乎是不管不顾地全情投入，写作之于他是非常辛苦又如此享受的神圣之事。就在那时，或为稻粱谋，他接了《壹周刊》的专栏，以每周一篇的频率写台北芸芸众生的故事，这一写就写到今年被停掉为止。
新近在大陆面世的《脸之书》即源自这些专栏文章，这些篇章经骆以军精选，以两本书的体量呈现。虽然不同于他的代表作《西夏旅馆》那样在主题、篇幅、结构和气势上才情洋溢、野心勃发，但书中出没在台北的那些形形色色面孔，连同他们五味杂陈的人生，以或现实或魔幻的方式，被讲述或评议，有着生动、鲜明而独特的意味。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小说才是要紧事，至于写专栏文章，更像是写小说写得太劳神费力后的某种调剂，看轻专栏写作者不乏其人。骆以军也听到过文学前辈或同侪对其写专栏的告诫，诸如这样会把文学手感写坏、浪费素材等等。可他从未以敷衍之心去对待那每周笔下的两三千字，反而将小说写作中的“较真”带过来，费心搜罗、耳闻目睹，从一个侧面观察他生活着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像做拼图一样，一篇篇勾勒出台北的众生相。
骆以军对本报记者谈及《脸之书》的写作，坦言其中有为生计的成分，但他对这部作品相当看重。他说这个主题的写作受到本雅明《单向街》的启发，他想要像赫拉巴尔那样写出属于他自己的“《底层的珍珠》”，也期望读者能从这些文章中读出有别于张大春、朱天心、舒国治笔下的骆以军的台北来。
读书报：四年前采访你时你说会为了生计接一些写广告文案或专栏的活，当时有前辈作家还为此告诫你，不过你认为写专栏是种锻炼。《脸之书》是专栏结集，虽然是一个个短篇构成却有不输给长篇小说的独特魅力，这似乎印证了你对专栏写作的看法。
骆以军：《脸之书》来自我在《壹周刊》上写了十年的专栏。不过这个专栏今年被停掉了，我就比较惨，得要一直去接外头的活。之前我也没怎么存钱，都是靠这个专栏的收入。可是你看，在西方，像是福克纳这样的作家也是一直在为经济所困。
我觉得《脸之书》的写作对我是有意义的，书里的内容是我从比较晚近的专栏中筛选出来的。早期的专栏结集出了《我们》，那个我也蛮喜欢，那时三十出头，有种每一篇都是把青春时期的真实经历写成个故事的感觉。写这些专栏的过程中确实有长辈或好友劝我，叫我别那么奢侈地把这么多的故事、素材随便用在专栏文章里，至少留着写短篇小说用。可是他们不知我的处境，我心目中认定的写作肯定也还是写长篇，但我生活在台北，又有小孩，需要维持基本的生存。我很感激写专栏的机会，我没有用书评、时论和游戏文章去敷衍。几乎每一篇专栏我都当做是文字的素描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