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很多时候，一个地方或者一座城市与一位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赫拉巴尔和他的捷克小城，比如莫言和他的高密。而你在《脸之书》中写了那么多台北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也有不少对这个城市的描述，你怎么看待你和台北的关系？
骆以军：对我来讲，台北很像是在阴阳界、换日线。到了我这个年纪，我的左眼看着过去右眼看着未来。左眼看的和朱天心、本雅明他们比较类似，我在永和长大，那里不是大城市，小时候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大家挤公车。那里有日本留下的规划得不怎么好的小巷弄、小栋房，挤在一起像迷宫像十二指肠，发生火灾时消防车都进不去。我从三十八九岁住到台北市区，租房子，家很小，书房乱得完全没有风水，没办法写稿。十年来我写稿都是打游击战，背个书包，里面装着纸和笔，我有能力专心地进入写作状态，旁边再吵，我都能写。
我重翻《脸之书》，会觉得里面的很多篇都像是在做很纯粹的小说的发动，它像我自己的一个练功谱。如果有晚辈看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个两千字三千字，已经是一部短篇小说的发动，可是我不把它发动完，点到为止。
读书报：《脸之书》里那篇《丢弃难》让我印象深刻，文章中记录的那位前辈作家，向你讲述他到各地活动时对如何处置收到的很多作者赠书深感为难，特别是你在文章中那个关于来自大街小巷彼此无关的书哗啦啦飞进一个异地人的旅馆房间的意象。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文字，面对诚品书店里满坑满谷的新书，作为作家，你是否有过写作上的幻灭感？
骆以军：那篇里那位前辈作家就是写张大春啊，他特别逗。台湾印刻出版公司的老板初安民有一次跟我讲，他决不让作者去看他存书的仓库。那些作者以为他们的作品都放在大书店里，实际上大批的书堆在仓库，真实的结局是被压成纸浆。我光听到就觉得死也不要去看，那会让我瞬间崩溃，再也不想写了。大约十五年前，我去敦南诚品，那时我已经出了三本书。去诚品翻翻，不止是我刚出了两个礼拜的一本书那里没有，整个诚品的书架上也没有我任何一本书，可是我已经为此写了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