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权力是在人类的社会交往与互动关系中产生并不断演化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政治现象，是指通过“有意和有效的影响”而“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其形式可以是武力、操纵和说服，也可以是基于强制、诱导、合法、合格和个人魅力基础之上的各种性质的权威。①真理则是充满好奇和惊异的人类心灵，通过思考和探索宇宙、社会、人伦、物理等自然现象和人类事务，而得出的可以被人确信为真的、建立在宗教信仰、哲学理性、科学证明或事实根据之上的各种道理、信条或命题，真理的发现者和信奉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一个学派、一个政党或一个阶级，既可以是少数人，也可以是多数人，人数的多少无关乎道理的真假与是非，但对于其影响力和效果却能产生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无论是权力，还是真理，对于人类的文明生活来讲，都是既令人困惑而又不可或缺的，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并需妥善处理的极富争议的难题。而要讲清并妥善安排好两者的关系，则尤为难中之难。就此难题，笔者不揣谫陋，拟参照和借鉴西方学者有关权力和真理及二者关系的各种论说，并尝试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视角来作一些粗浅的反思，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在道与真理之间：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差异
由于“真理”一词或“真理”话语虽然“古已有之”②，但在今天的使用中更多带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意味和色彩，因而有必要首先明确辨析一下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差异。就此，西方汉学家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角所作的阐释工作对于我们极具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曾经指出，中国古典时期的哲学家关切和思考的关键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的所谓‘真理是什么’，而是‘道在哪里’的问题，这是规范国家与指导个人生活的道”。③葛瑞汉的这一精到之见确乎点明了中西哲学思维的一个重要差异，对于葛瑞汉的这一论点，美国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从比较哲学的视角作了更进一步详尽而具体的分析与阐发。据郝大维和安乐哲，通过在中西哲学之间、在真理的寻求者与道的寻求者之间所作的初步对比，我们可以知道：
中国人的“哪里”问题导致寻找正确的道路，以及那些引导人们遵循那种道路的恰当的行为方式，这种道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安身立命之处。
在西方，真理是那种真实的知识，它反映了实在。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不是表象的（representational），而是履行的（performative）和参与的（participatory）；它不是推论的，作为关于道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实际技巧（know-how）。真理的寻求者希望最终弄清奥秘，确立说明事物存在方式的那些事实、原理和理论。道的寻求者力图发现促进社会和谐地存在的种种行为方式。④
在郝大维和安乐哲看来，上述对比“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不过，他们并不想停留在这样一种对比之上，他们还力图进一步探询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传统中，是否确实存在关于真理的富有生命力的概念”⑤，为此，他们主要立足于与中国思想传统最为近似和相像的美国实用主义关于认识和真理的认识来理解中国人对真理的态度，尤其是致力于探讨通过杜威的实用主义而在中西哲学（儒学与实用主义之间）之间展开富有意义的建设性对话与沟通的一种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在葛瑞汉、郝大维、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对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之文化差异的辨析基础上，并进一步探讨超越这一文化差异而展开有益对话的努力和尝试是极富教益的。前一方面的辨析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古典时期的哲学家思考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对“道”的探求和追问，这不同于西方哲学家对“真理是什么”的问题的思考，而后一方面的努力则又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与沟通的途径和可能。就前一方面来讲，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家的理论思考和论说中，道与权力的关系较之真理与权力的关系也许更为紧密和一致，与之相应地，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家看来，期望作为体道者的圣人去做统治者（圣王），较之掌握知识真理的哲学家去做王，不仅更适宜和应该，也更具有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甚至是政治上平治天下的一种内在要求与必然归宿。因为在西方，哲学家的统治只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一种理论构想，而且，这一构想实现的可能性只能是一种偶然的可能性，⑥反之，在中国，“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家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政治信仰。⑦谨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期望圣人做王或者是将王者圣化，乃至希望统治者成为“共同体的领路人”或士人精英阶层“为共同体领路”⑧，体现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始终持有的一种一以贯之的、独特而普遍的政教、道势一体化的理想政治文化信念。对此，我们下文再论。不过，就后一方面来讲，即从文化沟通与对话的角度讲，西方学者关于真理与权力之关系问题的论述，也许正可以为我们思考和探究道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提供富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反之亦然。因为在笔者看来，至少从中西哲人所共同关切的问题意识的角度来讲，道与权力的关系同真理与权力的关系议题乃是相通类似的，或者并无本质性的区别，换言之，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家所探求和追问的“道在哪里”的问题意识中，同样蕴涵着一种真理性的信念，一种关于正确之道的真理性的信念，乃至围绕着“道在哪里”的问题才可能在他们之间引发是非对错的激烈哲学论辩与思想争鸣。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才有可能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道与权力的关系视角来谈论权力与真理的关系问题，这属于熊十力先生所谓的“知其异而求通”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