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权安全遭受的威胁首先来自国内甚至体制内的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这是产生“外国代理人”或“买办”的主要社会基础。多年来，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丧失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政治自信，在美欧面前亦步亦趋，努力使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互联网发展、新一轮全球化兴盛，使作为国际法基石的国家主权原则受到巨大冲击。为适应西方霸权主义抑或新殖民主义的需要，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诸如主权可分论、主权弱化论、主权让渡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诸多“奇谈怪论”，甚至认为主权是一个“坏字眼”，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应该予以抛弃。这些歪理邪说，一如当初的“大东亚共荣论”与“曲线救国论”，被中国买办所认同并积极宣传。如此，无边界经济——华盛顿共识、无国界政治——普世价值、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转基因作物等在中国大行其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被逐渐抛弃。
理论上讲，中国发展道路选择似乎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实际情形远比理论假设复杂，在帝国主义体系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大前提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下，中国的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只能有两条：一条是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条就是成为西方附庸的发展道路，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多年来，中国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千方百计、殚心竭虑地使中国与西方相互依存——实质就是成为西方的附庸。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①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政治学意义上，更多的是治权问题。国际治理经验与教训表明，只有拥有独立的主权，并实现主权与治权的统一，方才有条件实现完善的治理，即所谓善治，如独立战争后的北美殖民地。倘若没有独立的主权，或主权与治权分离或分裂，很难实现善治，如二战前的西方殖民地以及现今的诸多奉行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有一个现象是：相关国家或特定行政区域治理得越好，附庸化、殖民化会越深，如回归前的香港以及现今的一些殖民地避税港。诸多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远离善治，是因为在自由主义的浸淫下，相关拉美国家主权（尤其是经济主权）被严重削弱，如此，不管多么努力于治权建设，都无济于事。
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②今天，我们以百倍的信心与千倍的热情来谋划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就是要保持独立与完整的主权，保持主权与治权的高度统一。
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核心和灵魂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各种威胁和危害的状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否处于安全状态，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独立、政权稳定、主流意识形态彰显、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③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国际上维护民族尊严和国民人权，也已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