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安全的最大威胁首先来自对威胁因素的错误认知。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近几十年来，我们从“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极端，走到“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另一个极端，无视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进而无视敌我矛盾在一定时期有可能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在这样的鸵鸟思维指导下，学界政界普遍认为，影响中国当前政治安全的要素，被理所当然而且一贯地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顺理成章地无视或忽视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买办势力相勾结，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独立与完整、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事实。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将敌我矛盾掺杂进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激发、诱导一些群体性事件，使之向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政府、反国家的方向发展，把“颜色革命”置于群体性事件之中。很显然，当今中国的政治安全的主要指向应当是政权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的灵魂，其对于培养国民政治认同感、维系社会控制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④在参与国际分工或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日趋活跃，侵蚀日趋严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其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中国崛起”曾轻蔑地表示，一个只能输出电视机而不能输出电视节目——思想的国家，谈何崛起？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思潮在国内泛滥成灾，在“南方系”为代表的自由化媒体中，到处充斥着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多党制、私有制、小政府、大市场等论调。谎言重复一千遍会被人信以为真理，这种“真理”刷新了无数年轻幼稚的大脑。急速发展的互联网有着无限放大的功能，而且重复、放大传播的成本近乎为零。那些荷尔蒙分泌过剩、自认为遭遇不公的人群，乐于尝试把“真理”变成实际行动，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此，对中国的政权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应当是如何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政治正确”。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一直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尴尬状况。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一手始终很硬；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手则有些软。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眼中，四项基本原则只留下“坚持党的领导”一项就可以了。如此，在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同时，思想政治工作被不断削弱，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分配原则被不断削弱，进而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被不断侵蚀。其实，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里，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缺一不可。深入细致研究不难发现，四项基本原则界定了中国的国体与政体，规定了改革开放的边界与底线，确保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在“中国特色”以及“非附庸化”的轨道上。“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