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去组织化持续不断，认同危机日趋严重
社会安全一般被理解为反映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产安全状况的综合指标。就国家安全视角来看，社会安全应当理解为对共同体的认同度以及认同危机。社会安全程度总体上取决于一国社会发展程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程度、社会公平程度、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原因等都有可能对社会安全程度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政府治理不完善的情势下，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相当有序，甚至还有“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一说。在“县下自治”中产生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如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度”，在地缘、血缘、姻缘基础上形成的信用制度。这些根植于基层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理论与政策的重要源头。在古代中国，社会与国家一直被视为“家国一体”，国家（皇帝）一般通过对社会（家族）管理制度的政治化，直接将社会治理措施上升为国家治理方略，即实现用“理家”的方法来“治国”，“三纲八目”正是这一治理经验的经典总结。诚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⑧
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涤荡下，传统社会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被逐一抛弃。多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不断膨胀，以“经济人”替代“社会人”，以“利益共同体”替代“命运共同体”。相关社会治理少有问津，因为相关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或寄托于政府，或寄托于市场来解决问题，其视线始终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之间做钟摆，其思维总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纠缠，但是终究无助于解决日趋棘手的诸多矛盾与问题。这是因为市场和政府都以社会为基础，“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都是生长在社会机体之上，社会是基础，是核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了人类就有了社会。作为命运共同体，社会是一切经济活动（如市场）、政治活动（如政府）的根基。社会不以市场、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决定着市场与政府的存在，但是，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治理失败都会威胁社会这一共同体的安危。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国际秩序的今日世界，市场（资本的钱力）往往绑架政府的权力，合伙欺负社会，欺压百姓，撕裂共同体。今日中国，自由主义者高呼，把权力（政府）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钱力”（资本）却没有了边界和底线，为所欲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担心，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关进资本设置的笼子里。
市场既是“财富的魔法师”，也是“撒旦的磨坊”，创造与毁灭并存。“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社会）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市场）这个自我毁灭的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⑨如果忽视了社会，把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简化为市场、政府两者矛盾，那么就无法真正明了市场和政府两者的关系。然而，多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形是，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经济改革持续而严重地忽视社会。正因如此，农村经济改革中，个人与家庭凸显，村社与集体萎缩，农民生产与生活自我负责，越发无组织——即去组织化，生产听任自然调节，生活听任市场调节。几十年间，农民工单身进城谋生活，一会儿由“看不见的手”推来，一会儿则由“看得见的手”搡去，出现日趋严重的流民化，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这个社会“多余”的人。
城市经济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国有与集体企业市场化，破除了公有企业办社会与事业机构办社会，综合性社会越来越简化为生活性社区，经济职能超越其他一切职能，物业公司替代社区组织，用资本逻辑重新梳理社会，新阶级便由此诞生。一如牛马不可同食混饲，富人与穷人不可混居，穷人只能画地为牢，富人则可以另辟蹊径，往往用戒备森严的高档小区来标识自己“新阶级”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以富人为代表的新阶级可以调节市场、治理政府，接受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而穷人集中的弱势群体只能接受市场调节、政府治理，更多地服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