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我国“十一五”以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统计表（单位：亿美元）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截止到2012年末，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亚洲地区的覆盖率高达95.7%，欧洲覆盖率为85.7%，非洲覆盖率为85%，北美洲覆盖率为75%，其他，拉丁美洲覆盖率为56.3%，大洋洲覆盖率为45.8%。总体来看，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十分广泛，覆盖率也较高。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几乎涉及到所有的关乎国民生计的行业。但是近五成主要还是集中在批发、零售和制造业，其他行业虽然也有一定的份额，但是所占比重很低。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近些年来，跨国并购的并购数量越来越多，并购金额越来越大，有逐渐赶超新建投资的趋势。仅2012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项目共四百多个，并购涉及金额达434亿美元，并购主要集中在采矿、电力生产供应、文化娱乐、制造、交通、建筑及金融等领域。比如，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并购金额约4.2亿美元，并购的金额虽然不算太大，但此次并购刷新了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海外并购的记录；中海油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并购金额高达151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迄今在海外的最大的并购案；万达并购美国AMC影院公司，并购金额为26亿美元，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海外的最大并购案，也是一例中国文化产业并购案。
2013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同样延续了2012年的势头，如中石油收购埃尼东非天然气区块20%权益，并购金额为42亿美元，这标志着中石油开始进军东非，也是我国企业目前对海外天然气田最大的一笔投资；国家电网入股澳大利亚能源企业，出资60亿美元收购新加坡电力公司子公司澳大利亚Jemena公司60%的股权和澳大利亚新能源澳洲网络19.1%的股份；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收购埃及项目，并购金额31亿美元；中石化收购阿帕奇集团的埃及油气业务33%的权益。随着全球跨国并购浪潮的愈演愈烈，未来跨国并购的发展将越来越会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方式。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者构成及投资来源地。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者仍然是国有性质企业占比偏高，未来应该增加民营、私营的比重。投资来源地还是集中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占比仍然偏少。广东省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大的省份，其次为上海、山东、浙江、江苏、北京等省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的问题
投资区位分布极不平衡。当前，虽然对外直接投资额度增速很快，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主要的投资地为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及开曼群岛等避税地。对“避税天堂”的直接投资的确可以达到避税目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流向的真实状况制造了虚假现象。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中，发达国家占比偏少。虽然从总量上来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提高较快，但是与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相比，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还是偏少。未来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方向。
对外直接投资质量较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很大且呈连年增长趋势，但“量”有了保证，“质”却没有太大提高。由于研发不足，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仍然主要在做技术模仿工作，许多行业生产的产品核心还是依赖进口，还不能自主研发做出领先于同行的核心技术及产品。
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长效机制及总体发展战略。有不少企业并不是在其生产经营活动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对外直接投资时而去投资的，而是带有某种偶然和试探，这样就会导致对自身认识不足。加之对投资东道国的情况没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投资有些盲目导致成功率较低。还有一些企业其实是为了其商品的出口而进行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活动，这样可能只会注重短期的收益，进而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面规划及长效机制。
政府发挥作用不充分。我国政府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中没有充分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比如产业政策及行业导向不够明确会导致企业盲目对外投资；缺乏制度保障会导致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遭遇政治风险导致投资失败；缺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监管进而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我国政府对于境外直接投资的关注主要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对其他中小民营性质企业关注支持不足也会导致其海外投资无法发展壮大。
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三十余年了，但是到现在我国还没有一部有关对外投资的法律。现行的有关法规、管理办法等不够系统，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很难适应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对于一些私营中小企业来讲，在海外投资遇到问题很难得到相应法律的保护和帮助。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一是内因。从我国投资母国方面来看，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扶持力度较大，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新建投资或者是跨国并购行为，可以说是“不差钱”，其背后有政府的强大支持。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其规模一般都是中小型，或者小微型，因其所获利益不能和国家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因此政府一直以来关注较少。比如当前我国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难以消化，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让中小民营企业借贷一定额度的外汇鼓励其对外直接投资，当然要充分考虑风险。再者，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观念讲究中庸之道，讲究维稳，冒险精神欠缺，因此很难造就像美日一些发达国家一样的企业家。因此，有梦想成为企业家的创业者转变观念，培养敢创敢干的创业精神在当前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是外因。从投资东道国来看，特别是美日欧这样的发达国家及地区，对我国企业的进入有极强的排外性及敌对性。比如，2005年6月，海尔集团发出声明欲收购美国美泰公司。海尔当时若能收购成功，不仅可以获得美泰的品牌和市场份额，更利于海尔集团在美国及整个北美市场的发展。同年7月，中海油拟对加州联合石油进行收购，此举在当时也认为是一种强强联合的合作方式。然而，这两起并购案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双双宣告失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美国的排外性。美国作为一个极度崇尚经济自由竞争的国家，对带有“国家血缘”的企业有一种天然的戒备心理。尽管海尔一直宣称其属于集体民营经济，但其也存在一定国有成分；中海油更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国有企业，尽管其在并购过程中一再宣称，此并购只是单纯的企业经济行为，但是美国政府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海尔的收购成为对美国名牌“美泰”的占有，中海油的并购行为则更是对美稀缺石油资源的明目张胆的掠夺 ，此举是中国对美国的公然“挑衅”，以至于白宫和美国国会对该事件都介入了调查。正如中海油在其宣布撤回并购要约的公开信中所言，美国政界给我们的并购带来的阻挠，确实有失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