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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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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

【摘要】在社会财富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呈现出持续恶化的态势。居民之间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加剧激化了国内贫富阶层间的冲突与矛盾。文章主要从公共服务均衡发展视角下就完善居民收入对策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居民 收入分配 差距 现状 对策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值在0到1之间,其中数值在0.4至0.5之间意味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则是差距悬殊。世界银行对2006年的世界发展进行调查报告,在其调查的世界127个国家中,高于中国基尼系数值的只有29个国家,而且其中27个国家是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而在亚洲只有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这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是远远高于世界水平的。

2012年在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中的一组数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75,属于收入比较平均范围,而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几乎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到2013年己达到0.473,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这表明虽然国家的经济在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但同一社会中的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却是呈扩大趋势,贫富差距的扩大极容易影响社会稳定。

两个比重持续下降。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提出国家的发展要求是“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提高的提出无疑是为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协调居民收入、政府财政收入以及企业收入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关系。

虽然国家通过各种制度改革来逐步调整社会收入的分配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近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居民的收入分配在国民经济收入中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在1993年至2010年的17年中,中国的政府财政收入以平均每年18.95%的速度在增长,而且它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2.31%上升到20.71%,年均增长率为3.11%;而在1993年到2008年的这15年中,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在15.02%左右,但它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63.32%下降到58.09%,平均每年以0.58%的速度在下降。这组数据表明在大致的同一时期内,政府的财政收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增长速度上都是大大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与其他分配主体相比,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实际上下降了,居民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过程中被排在了末端。

城乡间收入分配差距现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发展变化与国家政策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国城镇居民的支配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收入,但差距并不大。1978年国家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收入普遍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1984年之后,国家把改革发展的重点转到城市之中,实施各种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因而这一时期城市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自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也都有所提高,但由于历史因素的积累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走势却越来越大。

区域间收入分配差距现状。改革开放以后,东部、中部以及西部这样的区域概念越来越多被经济发展领域所使用,这背后所代表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不同、资源的不同、基础的不同以及国家政策的差异,使得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差异较大,因而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关系的居民收入也差距较大。

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沿海的包括北京、天津等直辖市的十个省市划为东部地区,安徽、山西、湖北、江西等六省划为中部地区,辽吉黑三省为东北地区,其余十二省为西部地区。在2005年到2010年这5年间,以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为基准,比较这几个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经过调查统计发现,在城镇居民的收入比较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比例在1.5∶1左右,东北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基本保持持平;而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比较中,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近两倍,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各个区域中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水平最低。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收入分配存在适度的差距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发展,而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则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让其感到社会不公平而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处理好收入分配的问题关系着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也在不断进行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以期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但目前所形成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解决这一问题,无法一蹴而就。

历史性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摆脱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我国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策略,国家的一五计划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的一切资源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而当时国家财力匮乏,为了支持工业发展,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统购统销制度来控制资源的流通与分配,具体政策上就是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而高价出售工业产品,这种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而农业产品价格却大大低于价值就形成了工农产品交易的剪刀差,通过这种方式国家为工业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但实质上这一政策是牺牲了农业的发展而换取工业的增长,而且由于长期对于农业资源的过度榨取,使得我国农业投入不足、后续发展缓慢。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要产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由于这种剪刀差政策的实行,农村农业发展滞后,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村居民收入较低,这也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历史性、根本性的原因。

市场化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分配制度既要讲求公平,也要追求效率,因此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导了初次分配过程,在以市场定价为主导的情况下,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市场上的劳动被区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开创性与非开创性劳动等类型,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市场给予完全不同的劳动报酬,这就造成了初次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多种要素能够参与收入分配,由于其他生产要素比劳动力要素具有明显的积累增长的特性,而且这种积累增长的速度是快于劳动要素的,因此那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显然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收入分配,这也造成了人们收入的差距。除此之外,个人的劳动能力、智力天赋等因素也会在微观上影响个体收入差距。

政策性因素。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部门或地区,而不应该均衡地投入到所有部门与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倡导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实质上就是实践这种不平衡增长理论,国家在政策与资源分配上都是优先支持东部地区,这一政策确实在短期内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地区居民收入。而在近20年之后国家才逐步开始开放内陆地区、沿江城市以及边境地区省市,此时这些地区在资金技术、基础经济、政策制度以及人才供给上都已经处于劣势状态,很难再追上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也就造成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然会造成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制度性因素。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这就改变了原有的生产资源配置方式,但在这种新旧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一些配套的社会制度却没有完善起来,这就使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一些制度不规范与程序不规范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出现也多是由于缺乏社会公众的监督。由于我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计划经济中对资源有绝对配置权的公共权力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利用手中的权利与制度的不完善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自己谋利。我国目前的一些重要以及稀缺资源仍然由政府来控制,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腐败官员利用自己能够分配资源的权力与一些企业主进行暗地交易,从而双方获利,这种交易不但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而且还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带来的后果,阻碍了社会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

公共服务均衡视角下居民收入分配改善对策分析

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想缓解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制度与财政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举措。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国家在各项社会事务中的财政支出比重构成了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政府工作的活动范围及其工作重点,而且国家也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来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因此要调节社会收入差距,政府可以在财政支出上更加倾向于社会民生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

政府的财政分配是由其职能决定的,要想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首先要明确政府职能,然后才能界定其财政支出范围。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家强调要以市场调节为主导,而政府主要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是在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当市场调控失灵时进行介入调控。政府职能范围的确定主要是为了改变以往政府管理过多导致财政支出范围过宽的现象,确保政府把财政支出重点放在重大社会项目上。确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范围还有利于政府职能的改革,通过机构改革来规范政府财政支出程序、范围以及额度,是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内容。

要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方法便是提供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这就要求在优化财政支出的过程中政府要加大社会公共性支出,这包括对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农村农业的财政投入。近年来,我国已经十分重视对民生以及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医疗保险制度的普及以及新农村建设等政策都体现了国家在财政上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支持。但从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大学学费过高、医疗费用过高、养老账户的亏空等背后反映的还是国家在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上的财政投入不足,这也造成了一部分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等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因而国家还应该继续加大对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

提高财政支出绩效。政府确定了财政支出的范围与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支出都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影响政府财政支出效用的重要因素是政府对于财政支出的管理,因此,要想提高财政支出的绩效,必须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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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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