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年至1966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既以巨大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曾出现严重挫折。系统梳理并科学总结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实践和基本经验，对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历史实践 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既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成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经验，也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失误，最终滑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荡。系统总结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实践和基本经验，对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
1956～1966年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实践
“文革”前十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极具指导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左”倾思想日渐膨胀，并最终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第一，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前后到1957年5月反右派斗争，中国共产党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刷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大规模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明确提出要“以苏为戒”、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第二次结合”①。为克服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盲目性，深刻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并具体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在经济领域坚持“统筹兼顾”，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在政治领域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在文化领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在社会生活领域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对外交往方面强调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在党建方面明确提出必须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严重缺点以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这些新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力量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局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从1957年5月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在反右斗争中“左”倾错误不断滋长，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逐步偏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的八大以后，正当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满怀热情、信心百倍地建设社会主义之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多事之秋，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等为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历程带来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和不安定情况，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党之机开始向脚跟未稳的中共政权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出诘难和猖狂进攻，极力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②由此认定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革命派，同人民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敌我矛盾，并组织开展了以大鸣大放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致使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③。
经过整风反右运动，党中央认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贯彻这条总路线，毛泽东不断批评反冒进，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冒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逐渐偏离正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大批“条件论”、“悲观论”，鼓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唯意志论。经济运行上盲目求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全面推行“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文化教育领域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人人搞创作。社会领域强制推行群众运动式的大办运动，致使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等泛滥。这些虽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路，但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导致“左”倾错误在党内严重泛滥开来。
第三，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纠“左”进程中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曲折中发展。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初步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开始着手纠正。毛泽东围绕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按劳分配原则、商品经济和生产指标等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学习思考，在初步纠“左”过程中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要求必须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把“价值法则作为一所伟大的学校”，充分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农、轻、重次序，实现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对纠正“大跃进”失误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实践、认识的历史局限和总体上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指导思想以及党内民主气氛的削弱致使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发生严重曲折，政治上使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升级，经济上“左”倾错误重新发展，组织上党内民主生活遭受严重破坏，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恶性膨胀，加之中苏关系恶化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极端严重的困难局面。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偏差，并号召全党认真读书学习，大兴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风，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并从1961年起开始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经济建设方面大力压缩基建规模，减少城镇人口，开始探索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胆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在发展战略方面逐步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政治关系方面着手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对错划的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调整民族政策，全面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在科学教育领域先后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国际交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顶住美苏等大国压力，争取“两个中间地带”，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全面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反映了处在当时实践条件下中央主要领导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并以独特的历史风采塑造了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
第四，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左”倾思想急剧膨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遭遇严重失误。自60年代初期以来，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美国继续对中国推行遏制战略，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持续论战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同时，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并未从根本上得以纠正，反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再度发展并最终酿成严重失误。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错误地开展了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导致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工作就此中断，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改革也被迫取消。同时，毛泽东反复就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发表讲话，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同时，为了与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相配合，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识破“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为此，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肃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过渡”理论的提出使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并逐步确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做了理论准备。
在“反修防修”斗争日益紧张的形势下，文化教育领域的错误批判也不断升级。一大批文艺作品被视为“大毒草”加以铲除，一大批著名作家和演员被戴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帽子予以批判。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杨献珍、孙治方、翦伯赞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及其学术思想被指责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观点而大加挞伐。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彻底破坏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严重混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是非界限，极大阻碍了文艺事业和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恶劣先声。
1956～1966年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深刻总结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前提。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主义束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④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⑤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