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欧美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碧水蓝天、鸟语花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无需引用太多的数据资料来论证或辩驳。真正的问题是，一方面，这些国家究竟是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华丽转身”的；另一方面，它们现实中的社会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呈现为一种合生态化的样态。
尽管欧美之间、欧洲内部之间的动力机制有所不同 ，但它们都成功地利用了市场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实现了污染性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转型，从而处在了一个更为绵长与宽广的经济发展链条的顶端或上游，并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原初意义上的工业污染难题。
就后者来说，我们又必须看到，欧美国家主流性的经济发展与生产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如果把地球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观察点，我们就会发现，欧美国家公民的人均资源或环境耗费水平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变化的只是他们把那些最突出的资源和环境耗费环节“置放”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
欧美国家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确实很多，但我们却不能将其绝对化或“神话化”。准确地说，它们提供的更多是一个生态现代化战略（“生态改良”）的成功故事，而非一个已然完成的或名副其实的“绿色革命”。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重复欧美国家的绿色变革道路正变得日趋艰难。
世界性能源转型的革命性意义
能源转型的革命性意义在于，除了更高效节约的自然资源开发加工效率，更高可更新能源比重或低化石燃料依赖的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经济竞争力更强、生态安全系数更高的强势经济。依此而言，我们绝不能空泛地谈论欧洲经济竞争力甚或其本身的衰弱。相反，由德国等核心欧盟国家引领的“绿色转型”（它们通常自称为“能源转型”或“可持续转型”），仍然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
对当代中国来说，能源转型的革命性同时体现在迫切性和挑战性两个方面。对“迫切性”的最好诠释，是近年来变得渐趋严重的大面积雾霾现象。如果没有对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就很难实现对诸多区域性、复合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源头控制与治理，也就很难真正解决那些看起来只与能源消费相关的难题。
“挑战性”的直接涵义当然是实现这样一种转型的难度。能源问题在当今中国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稳定与民生问题，因而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煤炭资源的开发对于我国的某些省区来说，是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和劳动就业的社会民生大事，而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部门产值和GDP增速的问题。结果是，国家能源结构转型的大政方针往往会与某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要求发生冲突，而后者则经常会借助于社会政治稳定等非产业性、经济性的理由加以“规避”。应该说，我国在包括能源结构等方面转型升级上所遭遇的诸多掣肘，多少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逻辑。
总之，某一种能源的出现或消费量变化，未必一定会导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但作为人类文明原动力的能源结构的重大改变，几乎肯定会具有文明重塑的革命性意义。当然，只有把能源转型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背景下来理解，我们才会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作为一种革命性思维的生态文明建设
如果以上论述成立，那么，无论是就客观必要性还是现实挑战性来说，中国都更应该开展一场完整意义上的“绿色革命”。首先，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其实与欧美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不是一种发展阶段性的差异，而是一种发展结构性的困境——换句话说，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更多体现为：或由于我们无意间接受了一种反生态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并已成为这种模式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增长链条中的一个“必需环节”。因此，简单地相信“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从现实可能性上来说并不可靠。更为可能的也许是，我们不得不把生态环境代价外部化带来的日渐增强的困难，主动转换成为经济结构转型与重建上的内源性动力，而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重构我们的发展、经济，甚至是进步等概念本身——这显然是革命性的。
其次，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明显是一种综合性或复合性的难题。除了环境问题自身的类别、地域之间的高度混合或交叉（比如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环境问题与社会政治甚至是文化问题之间的错综交织，已经是一个铁的事实。这意味着，欧美国家过去曾颇为有效的“发现问题、寻求技术方案、解决问题”的应对思路，已经很难奏效。令许多人不解的是，雾霾现象已被发现数年，但我们对雾霾的具体构成和成因依然莫衷一是，更不用说采取系统明确的应对之策。这里凸显的正是我们学科分化的现代科技和条块分割的现代行政对环境认知与管治的缺失。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环境挑战的有效应对，足以构成我们行政管治与科学认知层面上的一种革命性转向。
由此很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性看法是，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对这样一种“绿色革命”的恰当概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或话语，我们依然缺乏一种更系统充分的理论阐释，更缺乏一种广泛的大众性民主讨论——前者使目前的许多学术研究停留在政治宣传的层面上，后者则使占最大多数的人民主体难以主动响应。
相比欧美国家的“浅绿色”实践尝试，我国有着更多的理由或条件使当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但这只有在把各种生态环境难题的应对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整体背景与语境之下时才会成为可能。而笔者更想强调的是，相对于“绿色革命”的进程与目标向度，更为迫切的逻辑性前提是话语。如果我们终将无力构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绿色革命话语，那么一切也将无从谈起。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