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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全球化下的职业治国。这是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无论拥有怎样的历史传统和文明价值体系，谁也无法置之度外。
职业化治国与其说是能力，不如说是一种思路。已在这条路上摸爬滚打了三十余载的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经验，也要汲取其教训。
一个全球化下的职业型政府，应该首先是一个充满好奇心、渴望与世界交流学习的政府；同时也应该是每日三省、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敢于趟深水、敢于断腕的政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落幕。西方政治学界就未来世界的格局，展开了后冷战时期的第一场论战。这场争论，可被称为“文明的冲突”与“历史的终结”的对话：论战一方的代表人物为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以“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将被以“文明”为单位的对抗所取代。亨廷顿将世界分为七大文明圈，认为不同文明圈下生活的人们，具有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文明间的不同不可调和。
论战的另一方，代表人物为弗朗西斯·福山—— 一位以新保守主义者自居的日裔美国外交官。与亨廷顿不同，福山对世界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福山的乐观，来源于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信心满满。福山认为，经历了二十世纪两次大战的洗礼和冷战的考验，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体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悲观与乐观、冲突与终结，论战双方的观点看似南辕北辙，但激辩却掩盖了双方的一个更根本的共同点：无论亨廷顿还是福山，都是从西方的视角看世界。冠名虽有不同，但双方都从西方的立场出发，强调东西方的冲突，坚信不同文明或价值体系的不可妥协、不可融合。世界的未来，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从这个角度讲，亨廷顿与福山的争论，变成了大同小异。
二十多年间，人们对未来的争论仍在继续，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一个新观点尤其引人关注。此观点认为，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之间的对抗，已远远超越了两国对抗的范畴，演变为以两国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发展模式在全球的竞争，即“华盛顿共识”对“北京共识”。仔细度之，不难发现这种观点不过是九十年代那场辩论的升级版：西方的视角没有变，怀疑和敌意没有变，此心态下对冲突和对抗的预见，更没有变。正所谓“新瓶装老酒”。
就在学者们对未来进行着形而上学的讨论时，窗外的世界也在静悄悄而又无可争辩地改变着。与学界高分贝的激辩不同，这些每天都发生着的变革更像火山熔岩，每一刻的流动虽然缓慢，但汇聚一起，就成了无比壮观、不可阻挡的铁流。对于这场宏大的变革，不同地方的人们感同身受，给出了惊人的共同答案：全球化。具体的描述虽有不同，但人们普遍认为，借助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讯技术革命，全球范围的人与人、物与物、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每时每刻都在继续深入。全球化是事实，是状态，但更是潮流。大潮翻涌下的人们，不管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有着多么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历史传统，命运日益被捆绑在一起。世界俨然已成为全球化大洋中航行的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各国如同一艘艘轮船，虽有大有小，但大潮下前进的方向只有一个。视潮流而不见者，其命运只能是成为汪洋中的一叶孤舟。
如果将学者们对未来标签式的讨论，置于全球化的情境下，我们会忽然发现，终结派也好，冲突派也罢，因其对文明、价值体系间不可协调性的秉信，在某种意义下都成了极端的声音。全球化带给人们的，不是非此即彼、非黑既白，而是共同挑战与共同命运。既然命运已成一体，开展文明与价值间的对话，寻求其相同和相通点，就成了必然的理性选择。逆全球化的潮流去追求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其结果只能是满盘皆输。从这个角度讲，对话、沟通和打造共同繁荣，是人类对未来唯一负责的选项。全球化拒绝文明孤岛，跨文明对话势不可挡。
清楚了跨越文明的必然性，下一个问题自然是怎样跨越。今天各国面临的同一道难题，就是如何在全球化下实现有效治理，如何打造一个能因应复杂变化的全天候、前瞻型、高效率政府。说到底，就是如何实现全球化下的职业治国。这是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无论拥有怎样的历史传统和文明价值体系，谁也无法置之度外。
命题虽大，答案早有线索。其实，对于“职业治国”这一应对，西方的学界早就提供了理论准备。在国际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的真正区别，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能力大小。当年，在这一理论驱动下，小球推动了大球，中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而美苏也实现了既对抗也对话的“冷和平”。冷战虽已终结，但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在今天的世界依然适用。
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在发展自身能力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不可否认，作为职业化治国的后来者，中国首先要放下身段做学生。与各国，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中，理应保持一份谦虚。职业化治国与其说是能力，不如说是一种思路。已在这条路上摸爬滚打了三十余载的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经验，也要汲取其教训。正反两面都看，才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提高治理的职业性，是一个动态、不进则退的过程。谁自满，谁就会落后。
结合西方职业化治理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其一，政府职业化管理的能力并非一蹴而就，亦非单向车道。躺在昔日的功劳册上固步自封，就会迷失落后。历史上我们曾经在这方面吃过大亏。而今天，中国既要以西方为师，也要以西方为镜。其二，全球化给政府职业化管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如何规避全球化的风险，同时收获全球化的利益？比具体政策更重要的是思路。全球化下，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自身。作为掌舵的船长，政府必须要有开放的视野。换句话说，就是政府一定要秉持开国的方针。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也是这个道理。“开放”绝不只是国门打开，外界争相涌入那一刻。“开放”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维和一种持续的状态。如果丧失了这个思维，已经开启的门会渐渐关闭，已经培养出的斗志会渐渐丧失。这个警钟，应该在各国政府的决策者头脑中长鸣。
一个全球化下的职业型政府，应该首先是一个充满好奇心、渴望与世界交流学习的政府；同时也应该是每日三省、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敢于趟深水、敢于断腕的政府。“治国平天下”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旅途。只有永远把自己当作刚刚上路的行者，才能不断谦虚谨慎地前进。这个道理，对中国是这样，对世界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