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城乡收入不平等与城乡消费不平等的演变
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之间的差距或不平等不仅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还表现为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一种衡量城乡消费不平等的指数，是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占该地区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与地区城镇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之间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等于1，说明城市消费的比重与城市人口的比重恰好相等，意味着城乡之间居民消费是完全相等的。如果这个指标大于1，说明城乡消费是不平等的。
根据我们的省级数据，1978年，全国城乡消费不平等指数的均值为2.15，到2012年，这个指数的均值降到1.41，下降了34%。1978年，这个指数的最大值为3.19，2012年最大值为1.81，下降了43%。1978～2012年，全国城乡消费不平等指数的均值为1.57，最大值为3.22。显然，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同，城乡消费的不平等趋向于缩小。
为了考察导致城乡消费不平等缩小的原因，我们基于1978～2008年包含566个观察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建立了一个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城乡消费不平等指数。由于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消费不平等一定会产生影响，因此，城乡收入比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此外，从城乡消费不平等的指数构造中可以看出，人口城乡分布对这个指数的大小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将城市化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最后，控制变量包括各地区初始的城乡消费不平等水平、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和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比重。所有变量均取对数。
在截面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下，调整后的R平方为0.74。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是，首先，初始年份的城乡消费不平等与后来的消费不平等呈负相关，系数值为-0.05，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地区城乡消费不平等的演变与其初始的状况关系不大，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有条件的收敛特征。其次，城乡消费不平等与城乡收入比呈正向关系，估计系数值为0.48，t统计为13.84，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必然会造成城乡消费不平等指数的上升。但由于系数值小于1，也说明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不会完全对城乡消费不平等造成冲击，根据估计的系数值，如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倍，只有不到一半的影响会传递到城乡消费不平等上来。再次，城乡消费不平等与城市化呈反向关系，估计系数值为-0.59，t统计为-24.24，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城市化是影响城乡消费不平等演变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之间消费的不平等逐渐缩小。最后，反映政策作用的两个变量——财政的农业支出和农业信贷，前者虽然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后者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比重的上升扩大了城乡消费的不平等。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初始的城乡消费不平等对此后该指数的变化有影响，我们就可以不太严格地说，城乡消费不平等存在收敛特征，即给定系数值，初始不平等程度越高，后来的不平等程度缩小的幅度越大。我们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模型设置的变量不变，在一个普通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计下，调整后的R平方是0.50，初始城乡消费不平等的系数是-0.06，t统计是-1.55，在5%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地区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收敛趋势。但是，每个地区内部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收敛特征，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猜想。将每个地区的虚拟变量分别与初始的城乡消费不平等指数相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剔除常数项，其他情况不变，再次估计的结果，调整的R平方值为0.51，每个地区初始城乡消费不平等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并且皆为负数，但系数值不同，东部地区为-0.11，中部地区为-0.12，西部地区为-0.05。这意味着，虽然地区之间的城乡消费不平等没有一个共同的收敛特征，但粗略地说，每个地区内部存在共同的收敛特征，也可以说是存在着“俱乐部收敛”。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收敛特征相似，收敛速度快于西部地区。
城市化、财政支出政策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除了收入、消费的差距外，城乡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们收集的数据涵盖了城乡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可以在总体上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事实。
在医疗卫生方面，1991～2012年间，全国农村与城市新生婴儿死亡率之比的均值为2.44，最高值达到3.03；农村与城市婴儿死亡率之比的均值是2.76，最高值达到3.35；5岁以下农村与城市儿童死亡率之比的均值为2.86，最高值达到3.40；农村与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之比的均值为2.00，最高值3.04。总体上看，各项反映医疗卫生服务指标的均值都在两倍以上，最高值都在三倍以上，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效果远低于城市。不仅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效果低于城市，而且医疗卫生的物资条件也不如城市。2008～2012年间，城市与农村相比，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均值为2.32，最高值达到4.32。城乡差距明显。但从动态的角度看，20年来，这些差距趋向于缩小。以1991年与2012年进行比较，农村与城市新生婴儿死亡率之比由3.03降到2.08，婴儿死亡率之比由3.35降到2.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之比由3.40降到2.75，孕产妇死亡率之比由2.16降到1.15。
在教育方面，至少从政府财政支出角度看，城乡差距得到了明显改善。我们构造了一个比率，或者称作教育支出公平指数：分子是农村普通中学（小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普通中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的比例，分母是农村普通中学在校人数占普通中学在校总人数的比例，二者之比就是衡量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对农村来说是否公平的指数。如果这个指数等于1，意味着占在校学生例如40%比例的农村中学生得到了相应的财政教育支出比例的40%，农村与城市之间是绝对公平的。如果这个指数小于1，对农村就是不公平的。在我们的数据中，1996～2012年，农村普通中学教育公平指数的均值为1.27，最高值为2.49。这表明财政性教育支出对于农村来说不仅没有出现不公平，而且由于这个指数大于1，显示出财政性教育支出向农村倾斜的事实。从动态角度看，这个指数的均值也由1996年的0.86，上升到2011年的2.49。与衡量农村普通中学财政性支出不平等指标相似，同样方法衡量的农村普通小学财政性支出不平等的指数，从1996年到2012年，其均值是1.03，最高值是1.58。这个结果表明，在农村小学方面的教育支出基本上是完全平等的。从动态角度看，它也同样经历了由不平等到平等的过程。数据显示，这个指数由1996年的0.87上升到2011年的1.58。
在社会保障方面，衡量不平等的指标是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基金支出比例。这个比例越高，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越不公平。数据显示出，2010至2011年间，从均值看，城市是农村的28倍，最高值达到73倍。除了养老基金指标外，还有代表社会服务的城乡民政部门人均医疗救助支出之比指标，从数据看，2010～2012年，其均值在1.75倍，最高值达到4.3倍，城乡差距也是存在的。此外，城乡公共服务不平等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别。就城乡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比例来说，东部地区的均值（2.18）小于中部地区（2.38），而中部地区又小于西部地区（2.42）。就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基金支出比例来说，东部地区的均值（24.19）小于中部地区（32.18），但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29.34）。
我们深入分析的重点是城市化和财政支出政策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存在怎样的影响。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由于衡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指标不同，城市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也不同。例如，当被解释变量是城乡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时，在截面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估计下，城市化的影响系数为-2.52，t统计为-2.66，而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比例这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也是负的，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个结果意味着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在这方面的差距，但财政政策没有什么影响。再如，当被解释变量是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人均支出比例时，在截面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估计下，城市化的估计系数为2.87，t统计为2.01，而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比例这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为3.69，t统计为3.53，这个结果意味着城市化和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都具有扩大城乡社保福利差异的效应，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特征确实存在。最后，如果被解释变量是农村普通中学相对于在校人数衡量的财政支出比重，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下，城市化的系数为-0.56，t统计为-2.85，城市化的平方项估计系数为0.01，t统计为3.14，而财政性教育支出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为-2.60，t统计为-3.02，教育支出平方项系数的估计值为0.10，t统计为3.15，这些变量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性。这个结果表明，城市化和教育支出的财政政策二者对农村教育支出不平等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U型曲线关系。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城市化路径又可分为集中型和分散型。政府政策更偏爱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型路径，而市场选择更青睐人口和资源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路径。我们以城市人口密度表示集中型道路，以城市数量表示分散型道路，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型路径与城市化呈现非线性的U型关系，而分散型道路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已成为事实。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所有制分割，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非国有部门，接受低于国有部门水平的平均工资。国有部门工资相对非国有部门工资的比例在改革开放后逐渐上升，近些年更加显示出制度性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民工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但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没有改变，甚至会随着工资差异的扩大而加剧城乡收入差距。我们的研究结果初步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的事实相反，城乡消费的不平等程度却在逐渐缩小。我们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政府扩大农业财政支出对城乡消费差距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影响，而金融机构增加农业贷款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不平等。我们没有发现地区之间城乡消费不平等具有共同收敛速度的证据，但是，我们证实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区内部存在共同的收敛特征。
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表明，城市化和相应的财政政策，都是影响城乡公共服务差异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方面，这两个变量分别独立地发挥不同作用，例如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
服务的差距，但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比例的扩大对此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它们会共同发挥作用，例如，城市化与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对于缩小农村普通中学和普通小学教育资源不平等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政策具有偏向城市的倾向。
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政策意义：第一，城市化政策要尊重人的市场选择，大中城市和中小城镇都需要向流动人口开放，小城镇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第二，调整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固然重要，但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妨碍了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得平等的工资。因此，政府应当在城市化过程中，将一部分工作重点放到建立城市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第三，政府需要调整财政政策偏向城市的倾向，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应放在保证城乡具有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同时，清除阻碍城市化的障碍，通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使更多的人分享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BJY036）
参考文献
刘鹤，2009，《世界市场和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均衡》，《比较》辑刊，第45卷。
王小鲁，2010，《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22, pp.139-191.
Lipton, M., 1984, "Urban Bias Revisit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20, pp.139-166.
英文摘要
How to Rectify City Inclination in the Policy on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alysis based on the 1978-2012 Provincial Panel Data
Chen Ping Li Ping
Abstract: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ath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rural gap in income, consumption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using 1978-2012 provincial panel data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firstly,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ized and dispersed urbanization paths o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the centralized path characterized by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s more helpful to improve urbanization level; secondly, at the given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segmented ownership in the city labor market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expansion of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rdly, although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may widen in the future, th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between them continues to narrow with the rise of urbanization level, despite that the narrowing speed may b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reas; finally, in terms of how urbanization and fiscal policy influence the urban-rural gap in basic public services, both of them can produce the effect of widening the urban-rural gap in per capita social insurance and welfare expenditure.
Keywords: urbanization path, fiscal policy, urban-rural income gap, urban-rur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作者简介】
陈萍，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著作有《制度变革、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等。李平，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主要著作有《企业创新：困境与出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