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跨境、跨国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达到一定规模的国际人口流动必然影响流入国的社会治安，这一点在我国边境和旅游热点地区早已显露，并因北京等大城市近年来一再发生“三非”外国人犯罪等恶性事件而愈加凸显。作为每年入境外国旅游者多达上千万人次、常住外籍人员数以十万计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不能不对此给予足够关注。更重要的是，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还不能忽视国际人口流动对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
多民族混居格局下摩擦与升级风险较高
除了行政或军事支持下移民所造成的多民族混居之外，国际经贸自古以来就常常是多民族混居格局形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外皆然。跨境人口流动是国际经贸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其中一部分跨境流动人口将选择在移入国家常住乃至永久性定居，从而在移入国家／城市形成多民族混居状态。
在不妨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顺畅交流沟通、当地主流社会能牢固保持社会规范共识与既定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将通过与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而有利于发挥该国、该城市的经济活力；但在上述前提动摇的情况下，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该国／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民族混居将从各方面提高行政和执法机构的管理成本，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壁垒甚至会妨碍执法机构及时掌握和了解治安动向；更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此时都会沦为政治站队的牺牲品，承担维护秩序职责的强力部门、执法机构也常常备受掣肘。看看今日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频发的冲突（任何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看看法国近年来多次爆发以穆斯林移民青少年为主的郊区暴乱（甚至蔓延全国），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今埃及亚历山大）扼尼罗河入海口，据交通要冲，作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而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区域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在罗马帝国治下也是整个西方世界仅次于罗马的一流大都会。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如此描绘这座城市的繁荣和人烟稠密：“这座美丽而整齐的大城市仅次于罗马，绕城一周有十五哩，里面居住三十万的自由人和数目相当的奴隶。亚历山大里亚港和阿拉伯及印度进行获利丰硕的贸易，再转运到帝国的首都和各行省。此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员，人们不是被雇用担任吹玻璃，就是纺织亚麻布，再不就是制造莎草纸。不论男女老幼都从事生产工作，甚至盲人和手脚残废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职业。”①
然而，这座繁荣的城市自建立伊始便形成了希腊人和埃及土著混居的格局，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使其多民族、多宗教混居格局进一步发展，导致许多在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不成问题的问题无限放大。“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是一个混杂的民族，把希腊人的虚荣和多变，跟埃及人的倔强和迷信结合在一起。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像是一时买不到肉和扁豆、双方的礼貌不够周到、公共浴场弄错次序的尊卑，甚或宗教问题的争吵，由于广大的民众满怀无法消除的怨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引发一场叛乱。”②在这种情况下，杀死一只被视为圣物的猫，就会在多民族、多宗教混居的亚历山大里亚居民中引起宗教上的争执。
到瓦列里安（Valerian）、伽利埃努斯（Gallienus）父子执政时期（西元253～268年），罗马帝国各地军阀蜂起，史称“三十僭主”，亚历山大里亚居民因多民族、多宗教混居而发生的摩擦也随之升级，市民和士兵之间因为一双鞋子发生争执，结果就引起了长达12年的残酷内战（其中有几次短暂而不明确的停战），“在这个受害惨重的城市，各区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每一条街道都浸染着鲜血，每座坚固的建筑物都成为碉堡，直到亚历山大里亚相当大的部分都成为废墟，战乱也没有停息下来”。③一度繁荣昌盛的亚历山大里亚最终在这场战乱中沦为荒凉废墟。
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是这样。在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金本位“黄金时代”，带有浓郁“自由放任”特征的全球经贸发展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近六千万欧洲移民涌入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约三千万印度移民迁入其他南亚国家、东南亚、南非等地区，约一千万华人迁入五大洲数十个国家。④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户籍、护照等制度趋向完善，如同“九·一八”之前中俄（苏）陆路边界那样不需任何证件即可出入国境的情形一去不复返，引进劳务等方面的需求仍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又常常是通过血缘、地域等关系而接踵到来，从而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形成新的聚居移民群体，⑤某些新的聚居移民群体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如二战之后起初作为劳工少量引入德国的土耳其人已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民族，西裔已经迅速超越黑人成长为美国第二大族裔，而且是其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他们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摩擦风险也随之日滋月长，某些摩擦已经开始朝国家认同方向发展。
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在当地占比较少，一方面，他们因与当地原住民接触交流机会高而更容易融合于当地生活风俗、文化传统、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人数的明显劣势也能有效遏制聚居移民群体中不轨之辈的异念。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虽多，但是在较长时间跨度内陆续到来，或是因原籍、宗教信仰等不同而不可能形成对当地有潜在敌意的单一移民群体，那么，他们也更有可能陆续融合于当地，或无法形成足够强大的挑战力量。但是，假如聚居移民群体在较短时间内就膨胀到了很大数量，并以原国籍、民族、宗教等为凝聚核心而形成了足够大的单一移民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成员较多地倾向于通过指责当地规则和政治权威不公来获得更多利益和增进本群体的凝聚力，而不是在遵循当地既定规则、服从当地政治权威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奋斗出人头地，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假如单一外来移民、特别是文化传统与当地主流社会差异较大的外来移民人数增长到一定程度，并在局部地区日渐占据多数，只要东道国政治环境适宜，声称代表这个群体的政治力量就将应运而生。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为了维护、扩张自己在政坛上的“江湖地位”，他们所要努力推进的就不会是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认同直至最终融合，而是刻意强调、乃至制造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对这类不同给予“宽容”。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诸如“多元文化”之类“政治正确”的思潮下，他们的这种倾向又会受到进一步激励。由于大城市就业等机会较多，外来移民群体较多地集中于大城市，进一步放大了这类政治力量的能量。英国21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显示，当时49%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伦敦，⑥以至于近年有“伦敦斯坦”之称；根据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推测，2019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市（Leicester）就将成为欧洲第一个白人非多数的城市（即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低于50%）；到2024年，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将成为白人不足50%的所谓“多元化城市”。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