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移入国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治统一威胁最大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从外部进入的某个单一移民群体甚至可能在一个地区占据多数而“鸠占鹊巢”。各国、各地区历史上这种事情所在多有，在当今世界民族冲突的最热点地区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科索沃和斯里兰卡泰米尔人问题就是典型。科索沃本系塞尔维亚民族和文化发祥地，土耳其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人大量迁入，跃居当地主体民族，埋下了当今科索沃问题的根源。斯里兰卡本是2500年前僧伽罗族建立的单一民族国家，公元前2世纪前后，泰米尔人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从5世纪至16世纪，岛内僧伽罗王国和泰米尔王国之间征战不断。到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用强制手段将印度殖民地南部数十万泰米尔劳工迁至斯里兰卡中部和南部种植园劳动，导致锡兰岛上本来人数不多的泰米尔族社会急剧膨胀，斯里兰卡独立后泰米尔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8%，斯里兰卡旷日持久的内战实源于此。所谓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和“挑拨离间”的民族政策，不过是助推已有的矛盾和仇恨滋长而已，并不是产生矛盾和仇恨的根源。
今天，仍有不少国家因国际经贸发展和收容难民而在国内陆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单一聚居外来移民群体，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步入歧途的“多元文化”等方针政策又激励了这些外来移民群体拒绝融合于当地社会，而是围绕着原国籍、民族、宗教等核心形成了对当地社会具有或明或暗敌意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正日益成型并具备现实的行动能力，而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会以暴乱等相当激烈的方式暴露出来；倘若假以时日，未必不会走向追求分疆裂土的政治对抗。
由于地缘、历史等各方面的联系，二战之后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接纳了大批穆斯林移民，这些移民相互之间在故国可能深陷国家、民族、部族之争，但在欧洲社会却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日益趋向形成一个单一的穆斯林移民群体。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长导致不少社区、城市穆斯林色彩日益浓厚，某些城市甚至正在成为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占多数的地方，某些国家本土民族在未来人口构成中可能落到一半以下，这一切又驱使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拒绝认同当地文化、风俗乃至政治，伊斯兰教法高于东道国法律的思潮流传甚广，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以至于出现了将“欧洲”与“阿拉伯”合而为一形成的新词——“欧拉伯”（Eurabia）。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越来越多的西欧国家乃至北美、澳大利亚，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与当地社会冲突问题日益浮现，其中不少冲突已经涉及上述群体对当地社会的政治敌视，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杀案、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等就是如此。⑧近年来，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等西欧大国政要相继公开抨击多元文化主义，指责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已经失败，这表明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的外来移民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已经极为明显，即使一贯喜好自我标榜“多元化”、“宽容”的西欧国家社会也无法继续视而不见。
从较长历史跨度上考察，其他条件相同，内部统一性较高的社会在艰难困苦之时更有凝聚力，而内部统一性较低的社会则往往只能共享乐而难以共患难。二战之后西方在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外来移民与东道国社会相对和谐，不等于现在和未来也和谐。因为彼时外来移民人数尚少，而且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饼”可以分享；现在西方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大不如前，2013年全球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50.4%，仅中国一国就占15.4%，超过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3.1%）；⑨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低速增长期，西方经济增长低于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饼”缩小，社会异质性却大大提高，必然驱使人们转向小集团身份认同以求在资源竞争中取得助力，移民与东道国本土社会的矛盾也就日甚一日了。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难民甚至将母国的摩擦冲突乃至战乱带到了东道国。由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明显优于孟加拉国，大批孟加拉国非法移民涌入印度，2010年时印度政府即有高官在防范非法移民的活动中声称此类非法移民已逾2000万，导致西孟加拉、阿萨姆等邦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阿萨姆等东北各邦人口结构变化尤为显著。这些孟加拉国非法移民多数是穆斯林，在印度各移入地与当地原住民产生了一系列摩擦，在东北各邦的冲突更是堪称暴烈。
在连年战乱之中，大批索马里难民涌入相对和平繁荣的肯尼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伊斯特利区因聚居着众多索马里难民而被当地人称为“小摩加迪沙”，也被许多索马里难民视为自己的“第二首都”。结果这个区域不仅因治安恶化而成为当地人心目中最不安全的区域，而且成为索马里恐怖主义势力招募新兵的基地。2013年9月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恐怖袭击案震惊世界，而伊斯特利区的索马里青年难民就是此次袭击组织者索马里青年党的重要兵源。在长期潜移默化之下，居住在当地的索马里移民和肯尼亚贫民道德价值观念已经严重错乱，对恐怖主义袭击纵容乃至乐观其成的心态蔓延。在西门购物中心袭击案之后，居住在伊斯特利区的索马里移民和肯尼亚贫民更愿意相信这场袭击是政府军导演的把戏，目的是提升总统肯雅塔的威望，强化其亲西方政策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