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境人口流入现状与增长趋势
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经济大国，当今我国跨境人口流入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种人口流入一方面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外国旅游者。2006～2011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入境外国旅游者人数从2221.0万人次增长到2711.2万人次。另一方面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常住外籍人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居住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593832人，接近60万，其中男性为336245人，女性为257587人。按国籍分，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员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120750人，美国71493人，日本66159人，缅甸39776人，越南36205人，加拿大19990人，法国15087人，印度15051人，德国14446人，澳大利亚13286人。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其他国家人员181589人。如果考虑到没有接受普查登记的在华“三非”外国人，常住我国的外籍人员应明显超过60万。
在国内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国内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等压力下，在中国大幅度增加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政策取向下，来华常住外国人还有持续大幅增长之势。在一些边境地区，我国边民越来越多地使用邻国人工为自己建房、做工；在深受“民工荒”困扰的珠三角等地区，企业使用合法、非法越南等外国劳工的情况越来越多，甚至在远离边境的湖南等内地省份都发现了非法务工的越南人。至于非法入境、居留的越南新娘等，甚至在华北各省份也多有发现。
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吸引力，外国来华留学生正在日益增长；为了在国际社会创造更有利于我国的环境，我们也有必要吸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如我国多年来一直是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而贸易、外交谈判归根结底做的是人的工作，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内有众多来华留学生且他们在政府、经济、舆论各界身居其位，那么可想而知，不仅我国与该国的经贸发展会更快，遇到的摩擦、“中国威胁论”的噪音也会减少很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新世纪初，全球留学生总人数中就已有14%是中国留学生。相比之下，多年来在吸收来华留学生方面我们成绩相当一般，以至于2006年笔者接受国家外文局委托研究项目时，发现墨西哥这个人口近亿，在拉美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当时每年公派来华留学生不过区区12人，且来华留学生中学习语言、文化者多，学习经贸专业者不足。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且正在快速改变。
由于人口老龄化，我国初等、中等学校入学人数已经连续多年减少。普通小学入学人数1978年为3315.4万人，1995年为2531.8万人，2009年已经减少至1637.8万人的低谷，2011年也仅仅回升至1736.8万人；普通中学入学人数1978年为2698.9万人，2003年达到2947.4万人的高峰，到2011年已经减少至2484.8万人。高考考生人数也由此从几年前开始减少。在高等教育经历了大幅度扩招的背景下，假如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势头不变，未来高校遭遇“考生荒”和相应的财务危机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届时，相当一部分高校将会把眼光投向外国留学生，不能排除即使明知其中很多人只不过是打着来华“留学”旗号非法就业和企图长期居留，也听之任之的情况发生。
迁入民族对中国当前社会治安与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
在这样的对外贸易和跨境人口流动发展趋势下，我国东部和南方对外经贸发达地区正在形成新的迁入民族群体，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冲突风险相应开始滋长。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某些恶性外国人犯罪事件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在堪称“世界小商品王国”的浙江义乌，这项风险尤其值得关注。
在华外国人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本来，明代以来南方省市回民少有聚居，且与中亚、西亚、北非穆斯林社会大本营宗教和商业交流较少，其宗教情绪相对淡漠，宗教本土化倾向较为强烈，被称为“有信仰、无教门”，“有回族、无穆斯林”。明清之交，正是以金陵人王岱舆（约1584～1670）、刘智（1660～1745）为最杰出代表的一批回民学者在汉文译著活动中提出了“二元忠诚”的观念，即提倡“忠主忠君”，实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从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一元忠诚”到“二元忠诚”的变革，堪称迈出了伊斯兰教儒学化以求适应中国社会的最大一步。后来瓦哈比教派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传入中国西北，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进程遭遇大幅度逆转，但对南方回民群体和社会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近代史上长江、珠江流域诸省不曾发生重大汉回冲突，平时也几乎不曾听闻西北、华北省份和云南时有发生的汉回摩擦。然而，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正在南方某些局部地区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一点，最典型者莫过于浙江义乌。
作为世界最大小商品市场，义乌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商人，不肖之辈也混杂其中。在现实生活中，仍占少数的外国人已经制造了义乌大多数的刑事犯罪案件，以至于中央政府前几年不得不从外交部和商务部各调派一名干部担任义乌市副市长；接连发生的印度商人赖债事件，更在2011、2012两年发展成了中印两国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与这些相比，潜在风险更大的是当地外国穆斯林社区的出现、膨胀以及由此而来的潜在文化冲突风险。
阿拉伯、伊朗等中东国家居民本来就富有经商的文化传统，经商技能较高，且拥有一定资本和商业关系网络积累，在来华外国人群体中，他们生存发展能力较强，加之中东纷乱不已，深受中国繁荣和安定吸引的中东国家穆斯林商人纷纷挈家长住义乌，已经在当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外国穆斯林社区。为了发展外向经济，义乌当地政府努力给阿拉伯人移民定居和生活提供种种便利，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外国穆斯林社区的出现与发展。随着当地外国穆斯林群体扩大，他们已经开始对当地施加文化影响。本来，在义乌乃至整个江南，当地回民妇女已无佩戴头巾风俗，但在这些中东穆斯林的影响下，某些受雇于外国穆斯林客商的当地回民妇女也戴上了头巾。照此趋势潜移默化发展下去，未必不会出现西北、西南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宗教认同压倒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局面。由于汉族必须遵守计划生育规定而少数民族和外国移民无需遵守，当地穆斯林社区人口规模不仅绝对膨胀，而且必将相对扩大，其人口占当地常住人口比例有持续上升趋势；如果当地穆斯林社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这种改变的认同未必没有可能转化为冲突的实际行动。法国穆斯林移民聚居区屡次发生规模不断扩大、一旦发生就迅速蔓延的暴力冲突；2005年悉尼本地基督徒与穆斯林移民后裔之间的种族、宗教暴乱；东伦敦穆斯林聚居区有人开始上街“执行”伊斯兰教法，2013年伦敦、巴黎闹市街头先后发生穆斯林移民残杀军人事件；等等。所有这一切，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广州的黑人是另外一个已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治安问题的迁入民族群体。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大批非洲黑人聚居到广州小北路、三元里大道等地区，截至2009年，官方登记的广州常住的非洲人为2万多，但由于非法居留者占绝大多数，有估计认为广州常住非洲黑人人口已达20万左右，年增长30%～40%。这些随着对外贸易发展而来的非法居留者对中国法律和执法机关缺乏敬畏，违法行为猖獗。广州警方网站“广州金盾网”曾指黑人聚居的矿泉街一带“以特定地域为特征的吸毒、贩毒团伙仍经常盘踞其间，交易其间”。随着其人数的增长，他们已经出现了公然结伙对抗中国法律和执法机关的苗头。2009年7月15日，由于两名非法居留的黑人（其中一人当时还有非法兑换外币行为）在逃避广州警方治安检查时受伤，数百名非洲黑人居然包围、冲击矿泉街派出所数小时之久。2012年6月18日，一名黑人因车费纠纷与广州当地居民打斗，警方接报警后赴现场将双方带回矿泉街派出所进一步调查。这名黑人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上百黑人再次围攻矿泉街派出所，堵塞道路交通，持石头砖块打砸警车和过路车辆车窗，并追打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