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提出的这些法则或规律，并非个人的苦心孤诣，而是对于中国历史上纷繁复杂的移民典型事例的梳理与归纳，其目的不仅在于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认识历史时期移民事件，更在于帮助今天的人们更全面、更清晰地刻画与总结中国移民历史的发展轨迹，并切实合理地预测未来移民趋势与移民问题。笔者以为：
首先，作为人口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移民法则（规律）”研究的重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实现认知突破的一个瓶颈，就是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包括学术界）对于“移民”问题的认识局限。例如现代社会通常所称的所谓“移民”，更多地停留于法律层面，习惯以是否拿到国籍（或绿卡）、户籍，或是否取得合法移民身份等为衡量标准。这本身与学术研究上的“移民”概念有着极大的差别。只有真正改变以往对于移民问题的狭隘认知，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移民问题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
其次，人口史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既属于社会史的范围，也可归为经济史学。而移民史研究则涉猎更为宏大，不仅关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及人口统计学，还是一种突出的人文地理现象。一场规模可观的迁移运动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复杂结果，因此，在理论解释上依据单一学科的视角常常会“雾里看花”或“隔靴搔痒”，理应坚持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与探索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是移民研究的必然取向。
其三，必须承认，“移民法则（规律）”的形成，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一个相当漫长历史过程所积淀的结果，研究者必须有“长时段”视野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说“迁移模型”可以是一种经济学的假想，而“移民规律”则必须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睿智的、客观的历史学总结。况且，无论是迁移模型也好，还是移民法则（规律）也罢，其准确性与真正价值都非常需要经受长时段的检验。
最后，对于人口史（包括移民史）研究而言，经世致用是我们从事研究的最终归宿，如果我们将移民法则（规律）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层面，那么，就会大大削弱这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也会从根本上瓦解其研究发展的动力。大千世界，变幻无穷，移民法则（规律）的总结与研究，理应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而不应沦为僵死的教条，移民发展的真实过程不仅是移民法则（规律）产生的客观基础与“源头活水”，更是移民法则（规律）本身价值的“试金石”。不愿面对客观现实，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所谓“纯学术”取向，不是搪塞的借口，就是没有勇气的逃避而已。
20世纪中国人口迁移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而言，20世纪又是一个大移民的世纪，其移民频率之高，移民规模之大，移民影响之深远，恐怕也是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所难以比拟的。一方面，20世纪人口变迁不仅是是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一部分，而且在大变革、大动乱中起到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及中国人民自由自主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为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日益频繁的人口迁徙也成为反映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最重要的动态形式之一。总体而言，20世纪的人口迁徙活动不仅类型繁多，且具备突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而回顾20世纪中国移民史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人口迁移“法则（规律）”的积极作用，同样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人口问题对人口迁移法则的研究及拓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
首先，在20世纪移民运动中，“经济促动律”的作用依然十分活跃，甚至对于某些重大移民事件而言，“经济促动律”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无论是从清代延续民国前期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浪潮，还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后的“民工潮”，都毫无例外地证明了“经济促动律”的根本性作用，即广大移民的初衷都是为了改善经济生活状况。例如，“闯关东”移民潮几乎主导了从清末到民国前期的中国移民大势，被称为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之一。据粗略统计，至1915年，东三省的人口已达2011万余人，较1907年增加了565万余人。而到1930年，东三省人口又增加到2995万余人，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外来移民的加入。 “西口”即指山西省右玉县境内的杀虎口，而“走西口”实则清代以来华北地区向长城以北地区移民潮的代称。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两省，尤其以山西中北部居民为多。而与东三省情形相仿，长期以来向塞北移民活动受到种种限制，直至20世纪初，清朝才开始实施全面放垦的政策，塞北地区才真正出现了移民高潮。如当时绥远省（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是民国前期塞外移民最为活跃的地区。据统计，1912年，绥远省总人口仅为631000人，而时至1928年，全省人口增长至2123768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8.94%。中国向海外移民的数量也极其庞大，明清以来曾经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下南洋”移民潮。如据早期研究者估计，时至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海外移民总数已超过1000万人，海外华侨人数超过万人的社区已有22处。
20世纪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及加速实现城镇化与现代化的100年，而这种巨变集中地释放于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与人们改善生活水平的强烈欲望紧密相结合，激发出汹涌无比的经济增长活力，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空前无比的移民浪潮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来，其主要方向便是从农村向城市移动，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向经济较活跃的东部地区的移民，习惯上称为“民工潮”。据研究者统计，到1995年之后，中国东西移民进入高峰时期，到200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人数及迁移率分别达到1000多万与8‰以上。显然，这些数字里没有包含那些尚无取得正式户籍的民工。而中国东部及中西部各大城市之中，临时居住的民工及家眷数量之庞大，都是相当惊人的，为今天的城市管理与社会改革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机遇。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20世纪的中国没有逃脱“多灾多难”的命运，灾难性的移民运动在20世纪的频繁发生及影响巨大，教训之惨痛，值得永久铭记。灾荒与灾难对于移民运动的巨大影响，在20世纪前50年表现尤为突出。可以说，从一个侧面看，20世纪前半段的中国历史，几乎是一个连续战争、战乱的历史，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国内国共战争等接踵而至，由此对中国人口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创伤难以估量。其中，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影响最为剧烈与惨痛。如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疯狂进犯的威胁下，当时的国民政府被迫内迁重庆，大批政府机构官员、高校师生以及工商企业职员从之西迁，进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难民潮。最主要的迁移方向是西南及西北地区。据调查统计显示，抗日战争时期，除西南、西北数省外，中国东部与中部各省市所出现的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就高达9500万人。其中，难民及迁移人口最多的省份为河南省，涉及人口达14533200人，占全省总人口数的43.49%；其次为湖南省，迁民人数达13073209人，占全省总人口数的42.73。如果在加上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抗战期间中国人口的迁移数量当在1亿以上。若以1936年中国人口数474625744人而计算，当时的逃难及内迁涉及人数已达总人口的1/5以上。研究者评价道：“抗战大迁徙，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如此规模的战略大转移？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