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增长和制度变迁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具有根源性的却是文化。从直观看，经济增长是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开发利用的结果，但自然禀赋优越并不能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少数石油储量丰富国家是特殊情况）。即便发展的初始条件十分不利，但如果一国有科学而合理的发展战略，同样可以趋利避害，实现经济高增长。而好的发展战略的制订和有效实施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品性。而政治的特性又主要是历史与文化思潮诱导下的产物，一国政治精英集团的科学思维和进取精神一方面具有历史遗传的基因，另一方面也接受了他们所处时代先进社会思潮的洗礼。政治体制及政治文化也深深打上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深受先进社会思潮的影响。好的发展战略有效实施还与国民的参与紧密相关，而国民性格（思维和行为规范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当然，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潮、市场化思潮被引入中国，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些思潮都被中国化了，传统文化的基因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经过现代转换，融合了其他文化元素，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因此，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政治和不同的国民，不同的政治和国民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效果，也就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
可见，对于后发国家，适宜的发展战略、适宜的政治、适宜的文化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文化具有根源性，它对另两个条件具有催化和孕育作用。虽然它对发展不是独立、直接地发挥作用，但它的影响却更广泛、更持久，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依附在整个经济社会之上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政治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约束。因此，文化赋予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以鲜明的个性特点，它带有的巨大历史惯性使制度模式呈现各具特色的不同类型。它作为一种历史沉淀还可以加速或延缓制度成长。尽管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文化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它还是朝着自己习惯的方向前进。当然，虽然文化对现代发展的启动具有根源性作用，但不能无限放大。
需要指出，这里对文化优劣标准的判断，主要是指它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作用，而且这种好坏的判断是一种事后观察。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发展）大浪潮都发生在基督教文化圈（只有日本是例外），第三次大浪潮明显地转向儒教文化圈（土耳其是例外，拉丁美洲是基督教文化圈）。从历史事实看，基督教文化和儒教文化是有利于现代化的。当然，从上面的历史事实并不能得出其他类型文化的国家就完全与现代化无缘的结论。只能说哪种文化更有利于现代化。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伊斯兰文化国家在世界发展大潮的冲击碰撞下也会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
同时，我们也不能从现代化起源于西方文化就可以用优与劣、先进与落后这些简单的字眼来评判西方和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承认，不同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成长发展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各种文化系统都可能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获得自己的现代性。韦伯所指的新教伦理可能最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生，其它文化可能相对次之（儒学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是仅次于西方文化的）。同时，在不同文化与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方面，应区分“产生”与“同化”。现代经济体系虽产生于西方，但不可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一种典范，而可以有儒学的资本主义、伊斯兰教的资本主义，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是儒家传统文化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文化与文明的视角，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立基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化道路的局限性以及中国道路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毫无疑问，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但是这种现代性并不具有普世性，也不是人类唯一可选择的发展形式，更不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③。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十分自负的历史观，也反映了西方文化固有的偏狭。《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保罗·柯文写到，西方文明是最狭隘的文明，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的观点放在眼里。而且，不像其他伟大的文化那样，西方人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观点，排除异己并将之抛之脑后。西方中心论者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们在考察历史时把眼光只放在近200年的短暂时空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从人类起源到资本主义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很多辉煌的文明，这些文明属于不同的类型。马克思曾用“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④来描述这种文明的多样性。资本主义开辟了现代化的先河，但它只是人类演化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其存在时间还很短暂，其成功的范围还很小。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共有44个，只占所有国家的18.5%，大部分国家还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甚至挣扎。这充分说明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有限可扩展性和复制性。西方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在全世界推广西方发展模式，特别是被称为西方标准处方的“华盛顿共识”，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给拉美国家、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另一种是后发现代化。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仅在国际环境上与先发国家大相径庭，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对西方模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虽然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但其新颖的现代性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一个重要原因是自1945年后，日本一直煞费苦心地强调它与西方国家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亚洲四小龙也因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并未对西方发展模式形成真正的冲击。
中国道路的兴起真正使西方模式走下神坛，解构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使当今人类文明没有成为清一色的西方翻版。其主要原因除了中国是大国外，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文化类型。中国是巨大体量的国家，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描述中国不甚妥当。随着中国的崛起，现代工业文明正在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与欧洲千万级人口的结合；第二阶段是工业化与美苏1亿人口的结合，而在当下，工业化正在与13亿级人口结合，其世界历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更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从文化溯源看，中西方两种文明分别发源于古黄河和古希腊群岛，几千年来，两种伟大的文明以路径依赖的方式独自平行发展，形成了迥异的特质，可以说各有千秋。
中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都是世界强国，积淀了丰厚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事实证明，中国文化精神和西方新教伦理一样，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独特的人文资源将为矫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提供最好的药方。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各种大风大浪的考验，既坚持了创始人奠定的社会主义价值内核，又与时俱进，以开放的胸襟吸纳时代精神精华，努力创新，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面旗帜。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是一种新型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文化不仅滋养着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曾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文化沃土。1971年，美国《科学》杂志把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理论列为1900~1965年62项“社会科学中创造性成就”之一。今天，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恰如其革命一样富有神秘色彩，其战略、措施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毫无章法，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但正如它产生的绩效出乎人们始料一样，其蕴含的机理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改变世人的发展思维。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文化
我们并不想对世界文化与现代发展的关系做全面的探讨。本文主要讨论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圈为什么在西方文化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领地。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20多种重要文明，但几乎都中断了，例如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与所有这些文明不同，中国是惟一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国家，其文化的独特性被延续下来。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华文化的许多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了转化，获得了新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也造成了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特色。
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在1979年出版了两部相互关联的书：一本是与佩合作的《日本的挑战》，该书以日本为对象，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前途问题；另一本是《世界经济发展：1979年及其以后》，该书第一次正面以儒家伦理来解释整个东亚的经济奇迹。康恩称自己为“新文化主义者”，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势表明，中国文化与工业化不相容的观点颠倒了，变成了“中国文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工业化”。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伯格把儒家伦理分为“上层儒家伦理”和“世俗儒家伦理”。他认为，中国士大夫儒家思想是有害于现代化的，但没有读过儒家经典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伦理，如对现实世界的积极进取态度、实用主义、守纪律与自我修养、勤俭、稳定的家庭生活等，作为一种“后儒教伦理”，可以解释东亚经济活力之所在。⑤其实，当前中国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思想都可以从文化方面找到根源。中华传统文化蕴涵的追求和谐与秩序的因素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和思想提出的重要文化基础。中国天下为公的理念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成为社会主义理想的思想土壤。数千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与青年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自由人联合体”是非常接近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形式，仍然是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性生发出来的一种实体。革命、政治运动和30多年的改革，也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
此外，中国官民一体的思想（政府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经济计划性与政府积极干预的特点，也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具有协作精神，这是西方所没有的。比重视物质生活更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使中国有很高的就学率，节俭的精神使中国有着很高的储蓄率和居民积累率。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为对外开放，吸纳其他国家、民族的长处，为我所用提供了文化基因。
早在1922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就指出“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历史上每一个曾经称霸的国家或大陆都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展示其实力，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加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从中国文化的特质看，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后，不会称霸，而是将在文化等方面展现其实力和影响世界秩序。中国文化具有突出的和平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土地、财富、人口为最高目的的征伐，反倒流传着“昭君出塞”、“文成公主”之类和亲和番的动人故事。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基本上没有对外扩张的历史，即使有，其历史时段也不超过200年。这样算来，和平与扩张的时间比例为：5000：200=25：1。而西方国家从古希腊以来就充斥着对外扩张的历史，古罗马帝国的政府就长达100多年，后来的“十字军东征”长达200多年，从14世纪以来，西方对外扩张的历史更是没有中断过，达到600余年，这样一来，西方扩张的历史长达1000多年。其和平与扩张的时段比例为：2500：1000=2.5:1。到21世纪，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即使将来中国强大起来了，也决不称霸”。
（作者分别为北京市社科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经济战略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专业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道路的内生特性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4@ZH009)
【注释】
①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探视》（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2~3页。
③［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4页。
⑤[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20~425页。
⑥［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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