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成就千古帝制
众所周知，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秦朝，原有的分封制瓦解了，开始实行君主专制，贵族士大夫失去了原有的权力，秦始皇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就需要寻找一种文化为自己的君主专制披上合理的外衣，这时克己复礼、仁政王道、礼仪道德、人伦教化的孔孟之道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同时这种孔孟文化非常切合统治者心愿，能够加强统治，稳固民心，因此，孔孟之道就成为支持秦朝政治统治的文化基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关联密切，它们相互作用成就了千古帝制。
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建立在一定农耕社会基础上，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它对社会存在也起着反作用。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建筑于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社会文化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宗法文化是皇权专制制度形成的文化根源。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族意识很强烈，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之中，讲究父权第一，在一个宗族里面讲究族权至上，任何个人和家庭成员都不能凌驾于族权之上，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权族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深入人心，这就是我国传统的宗法文化，皇权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人们对于皇权的尊重和认可是受传统宗法文化观念的影响。
忠孝文化巩固了皇权统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忠和孝，所谓的忠是忠于皇权，忠于皇权统治；所谓孝是指孝道，孝顺自己的父母长辈，这种忠孝文化是在宗法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忠孝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孝敬父母、长辈被称为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子女为报父母养育之恩，尽孝尽责。而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万民之父母，要对他尽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得以巩固。中国传统文化不讲个性、不讲人性的自由，皇权统治正是需要不讲人性，只讲忠孝的服从文化，在人性被彻底抹杀后，皇权专制培养出具有完完整整奴性思想的人。
尊卑文化成为皇权统治的核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是文化的正典，在传统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的高低不同、尊卑有分。这种文化形态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就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强调人的等级不同，下级要严格服从上级的要求，执行上级的任务，这就是所谓的“天有十日，人有九等”。每个人都应该各司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儒家思想文化使这种等级制度的发展更为理论化和系统化，使封建等级制度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被社会广泛认同，尊卑文化，是历代帝王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
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和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制度相辅相成，封建政治制度突出等级意识，维护皇权专制，其强度和力度世界少有，在封建的中国，人的地位和尊严从一出生就被严格地确立了，人完全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传统文化使这种统治更为合理合法，封建帝王制度在封建文化的保护支持下屹立了几千年，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成就千年帝制。
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相抵触，促进政体的嬗变
社会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能够使政治制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当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相背离时，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冲击力量，这种力量足以颠覆这种政治制度。
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儒家文化成为封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文化工具，受到封建制度的特殊保护，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同时又因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这种文化缺乏内在的竞争力，过于内敛而抵触强有力的异域文化的冲击融合，长期缺乏变化和创新，儒家文化趋于保守，逐渐凝固，失去原有的生命力，这种现象表现在政治制度上，使得政治制度在日益加剧的集权统治下更为僵化，封建统治已成一潭死水。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封建大门，西方的文化思想强势进入，剧烈地冲击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文化，促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革。首先表现在文化领域。最初传入中国的是野史趣闻，天方夜谭之类的神话故事传说，这些文化大部分属于文学范畴，对社会思想，政治制度影响不大。20世纪早期我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在文化层面和思想意识上给国人极大的冲击，特别是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冲击巨大，中国社会开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喊出了“自由、进步、进取、科学”等口号对中国青年是个巨大的鼓舞，渐渐地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文学家加入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之中，广泛而深入地宣传西方民主，平等、科学的思想文化。尽管这次文化运动并没有动摇传统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传统封建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与此同时，文化的变革也促进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三民主义开始发展并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思想，一些有志之士把实现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誓死不渝。
可以说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先从文化改革开始的，当两种文化发生冲击时，落后的思想文化会被先进的思想文化所取代，广为流传的先进文化必定促进落后的政治体制的变革或嬗变，经过各方努力，新的政治体制必将建立以适应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尽管思想文化不能促使政治制度直接嬗变，但是它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变革的内在冲击力是巨大的，它促使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以适应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使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更为健全和完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相互促进，不断发展，才能促进社会长治久安。
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相互促进，社会长治久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历史证明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形成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人为本、以社会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③。这种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
中国摆脱了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一条富强安康的道路。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条件和保障，使得我国文化领域长期保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景象。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相结合，生发出空前的活力，产生前所未有的力量。具体表现为：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相结合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一片萧条景象，但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扬爱国、奋斗、拼搏的精神，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新时期，我国继续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社会文化的优越性，推动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使得国家影响力空前提升。
以不怕困难、顽强拼搏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抗挫能力。例如98年抗洪、03年非典、08年地震、11年地震，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优越性都充分发挥了出来，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最终战胜自然灾害，取得了抗洪抗震抗灾的全面胜利，并对受灾地区给与了及时的援助，帮助受灾地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文化结合产生的巨大力量。中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在人民利益受到损坏时，党和国家就是我们坚强的后盾，这就是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在灾难面前，中国的社会文化永远会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它把全国人民连接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发挥出团结奋斗、自强不息、抗拒灾难、重现活力的强大内在驱动力，社会文化的价值不容忽视。
以创新精神和包容精神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结合能够不断地突破创新，铸造辉煌。我国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民生问题，为中国实现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制度进步，民族民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中国人民正以更大的精神，更饱满的热情向新的高度攀登，民族精神得到极大的彰显，我国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新时期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新时期，我国的社会文化提倡突破创新，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的鼓励下，我国在政治经济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且成功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一系列世界级盛会，中国人民正以崭新的姿态立于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吸收着各国之长，包容着各国之短，以负责任的态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生命军的作用。中国人是伟大的，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地得以显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现今政治制度的引领下，正在创造出无尽的精神价值，展现无穷的魅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的精髓，规范着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建设，对国家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社会文化是由与基层广大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连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构成，反映社会现状的文化。”④因此，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相适应时，将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促进国家的全面发展；反之，当国家的政治制度出现明显的发展弊端，与社会整体文化相背离，在民众中就将爆发出一种力量，推翻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从而建立新的符合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新的政治制度。⑤在新中国，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践证明，这种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相结合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能够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并能促进人们才能的自由发挥，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建立新的文化体系，从而不断促进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在世界文化交流如此频繁的今天，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在立足本国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东西文化交流，进而促进我国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促进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就成为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需要携手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州大学）
【注释】
①陈先初：“制度软实力与近代社会发展”，《求索》，2011年第6期。
②杨洁：“政治制度与文化软实力关系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市场》，2011年第14期。
③高建，乔贵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④韦磐石：“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心理学分析”，《人民论坛》，2013年第2期。
⑤樊华：“中国传统社会公德缺失的社会文化原因探析”，《世纪桥》，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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