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积极吸取当代政治发展中的新经验，还要追溯古代治理实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古代的王道理念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治理的理想、方法和实践，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协商理念以及制度安排。协商、交往、沟通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具有丰富形式的实践，并且先于选举政治而存在。中国协商政治受益于王道理念，同时也是王道理念的一种形式和方法。王道原则和价值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可以理解为一种民主协商的原则和理念，而协商民主是实现王道治理的一种较佳的制度形式和方法。这一认识或许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的改善提供一种新视角和解决思路。
【关键词】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古代治理 王道 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积极吸取当代政治发展中的新经验，对现有国家治理进行改造。同时，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也不应忽视历史的维度，需要追溯古代治理实践中的合理成分，使优秀传统得以延续和更新。中国古代的王道理念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治理的理想、方法和实践。古代的治理特征是家国一体，古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目标序列来表述个人的抱负。中国传统的政治实践中包含着很多协商性的成分，虽然有学者认为那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咨询政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使之服务于当代的国家治理。比如，古代的国人议政代表了一种政治实践中的平民传统；王道理念也包含了一些民主协商的元素。对古代治理理论和实践的追溯，或许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的改善提供一种新视角和解决思路。比如，古代谏议制度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监督机制，提高当代政治的审议性。本文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的王道理想与实践，以期为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更好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本文也试图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沟通当代协商民主与古代的王道理想，并把协商民主视作复兴王道的手段和资源。
本文强调对古代经验的扬弃，既不应该全盘抛弃历史传统，也不应该固守厚古薄今的立场。我们持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主张保留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得以延续将在精神层面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激励，激发出敬仰感和认同感。这也使得当代的国家治理不再单纯依靠治理效果来提供合法性，而是深深扎根于历史文化当中，通过对传统的改造与更新来增加自身的深度与厚度。
当今中国协商民主的学术研究阵营可以划分为两派：一派将协商民主的问世视为中国民主的希望和出路。其常见的路径是将协商政治等同于协商民主架构。当在中国发现协商的鲜明特征时，它被命名为协商民主。①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公共协商的地方实验确实展示了协商民主的一些特征，②但是这一认识也是不全面的。应该看到，当代协商实践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儒式协商的道德规范以及传统中的协商制度。仅仅通过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透镜来理解中国的经验，容易忽视中国协商实践的本土特质，甚至导致对实践的误读。另一派则对协商民主不抱希望，它经常从权威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它认为，在权威主义之下，没有协商可言，即便就最好的情况而言，也只有微乎其微的协商。③唯有在选举民主确立之后，协商民主才会发展起来。④这一路径存在着严重的认知缺陷。它关闭了发展新种类的知识之门，忽略了把权威主义与协商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这两种路径都是在现存的协商民主或自由民主的理论框架中展开讨论的，他们用各自的理论“消解”新的经验世界，他们很遗憾地失去了一个进一步深入理解协商政治的机会。
我们试图超越上述路径，探索一条综合性的研究路径，化解传统政治实践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张力。在重新解读传统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讨论中国民主化的前景与路径。我们把中国的民主化理解为一种对传统政治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它应该是一条本土化的民主道路。西方式的民主并不是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唯一选择。当然，这也绝对不是要摒弃西方经验，狭隘地推崇本土经验。我们的目的在于澄清现有的认识误区，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主与权威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对王道理想的探讨就体现为一种结合古代政治智慧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尝试。我们从王道传统当中发掘出支持现代民主转型的资源，同时也把协商民主视为发展和光大王道理想的手段。中国传统的王道理想与政治实践中，包含着一系列协商理念以及制度安排。协商、交往、沟通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具有丰富形式的实践，并且先于选举政治而存在。中国协商政治受益于王道理念，同时也是王道理念的一种形式和方法。没有协商，就没有王道。王道必须说理，以德服人，以协商来建构王道。王道原则和价值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可以理解为一种民主协商的原则和理念，而协商民主是实现王道治理的一种较佳的制度形式和方法。这是本文的基本观点，为了论证这个观点，笔者将从协商民主的视角重新认识和解释王道。
有关王道的现有讨论存在着一种误区：儒家学者往往过于强调传统的复兴，忽视了与当代政治科学的对话，而讨论的另一方则刻板地用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看待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主张否定和抛弃王道理念。我们主张采用一种平衡的视角，重新审视王道理念与协商民主理论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言官和谏诤制度不具备平等的特质，因而不包含民主协商的成分。笔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在等级社会中也可以发展出各种协商制度和实践，协商并不一定以平等为先决条件。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传统，充分承认和发掘传统政治实践中的智慧。当然，在当代语境下，平等与民主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协商民主理论成为我们改造和更新传统的有效工具，使王道理想与当代政治发展趋势相契合。
先秦儒家经典文献中对王道的论述
使用汉达文库CHANT（Chinese Ancient Texts Database），限于先秦儒家文献，输入关键字“王道”，可查出几十处对王道的论述（可是，魏晋南北朝时，“王道”理念衰落了，那个时期儒家经典只有一次说到王道）。下面是笔者的归纳和总结：
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与霸道相对。所谓王道，就是成王、守王之道，或“服人之道”，用荀子的话来说，“君国子民之道”。霸道政治的成王之道在于用权术，凭武力。儒家的成王之道在于贵民；儒家超越君王的视角，不以君王利益为中心，而以民本为中心来阐述王道。王道是一种民本之道，一种礼治的政治秩序，一种政治交往理论，一种社会公正的理想世界。实现王道政治，不仅百姓闻风而来，而且蛮人而朝，国安治强。
王道文化是针对霸道政治而提出的一种理念型的政治。春秋战国时期，各邦争霸，以力服人，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主流。但是在霸道横行的乱世中，王道理想的形成和发展却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它旨在建构一个理想世界，并以此来牵制、平衡霸道政治。古语有云：“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盐铁论·诏圣第五十八》）
王道政治实施甚少。在实践层面，王道在古代是支流。鲁迅曾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⑤“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彊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盐铁论·论儒第十一》）“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迟，礼义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故孔子曰：“《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以为政’也。”（《白虎通·五经》）“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载之后，天下折中焉，岂与匹夫匹妇耕织同哉。”（《盐铁论·相刺第二十》）
王道的根本在于民本，面对外族（狄人）的入侵，君主为了不损害人民的利益可让财货、让土地。君王的宗族利益只是私人利益，不可因君王自私的宗族利益而牺牲、损害人民的利益。君主如果遵守上述原则，就会得到百姓拥戴，从而奠定王道的基石。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问焉，曰：‘狄人何来？’耆老曰：‘欲得菽粟财货。’大王曰：‘与之。’与之至无〔而〕狄人不止。大王又问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亡民也。’耆老曰：‘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大王曰：‘宗庙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过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业，广其基焉，虽同追王，不亦可乎？”（《孔丛子·居卫第七》）
孟子向梁惠王解释了王道政治的基础，同样阐述了民为贵的思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王道是一种公正的政治理念。传说尧传位于舜，是经过长期考察其德行，并通过与各部落首领的反复协商而定。宗庙传位于子孙，是一种私人行为，这是不公的政治行为。王道政治在于确定一种不偏不党、人民均平、天下为公的理想政治秩序。“《春秋》曰：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所谓四民者，士、农、工、商也。”（《说苑·政理》）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屣，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非帝尧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易》曰：“无首，吉。”此盖人君之至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万姓之所戴，后世之所则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故显名存于今，是之谓公。（《说苑·至公》）
尽管春秋战国时霸道横行，王道衰弱，但从长期的历史眼光来看，王道优于霸道。前文述及，商公最早建议王道政治，秦孝公置之不理。虽然商公以霸道而获得秦孝公的支持，但是他自身四马分尸的下场，给霸道政治作了一个最好的历史评价。中国历史说明，尽管春秋战国时霸道盛行，但最终胜利者还是儒家提出的王道政治。“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新书·过秦（下）》）“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利）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杂）（维）迩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盐铁论·复古》）当代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广建五百余所孔子学院，儒家所体现的王道政治应是一种普世价值。
孔子认为，实现王道很简单，在乡村层面尤其容易。乡村真正遵守周礼，建立了礼治秩序。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从之，至于正门之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众自入，贵贱之义别矣。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介升，则省矣。至于众宾，升而受爵，坐祭，立饮，不酢而降，隆杀之义辨矣。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宾。笙入三终，主人又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阕，工告乐备而遂出。一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降脱屦，升坐，修爵无算。饮酒之节，旰不废朝，暮不废夕。宾出，主人迎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贵贱既明，隆杀既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孔子家语·观乡射》）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新语·道基第一》）
王道政治与协商紧密相联。往往在君臣议政中，群臣力陈王道政治的优点。要成王，只凭武力不能服人心；要服人心，就要靠仁德，靠说理。说理、协商是征服人心、争取人才的必需手段。上下共议，君王纳谏是实现王道政治的关键。《忠经·忠谏章第十五》点明，“下能言之，上能听之，則王道光矣”。陈王问大师曰：“寡人不得为诸侯、群贤所推，而得南面称孤，其幸多矣。今既赖二三君子，且又欲规久长之图，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万世之福也。敢称古以对，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今诚法之，则六国之不携，抑久〔长〕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后以为二代，绍虞帝之胤备为三恪。恪、敬也，礼之如宾客也。非谓特有二代，别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备王道、通三统也。”（《孔丛子·答问第二十一》）再如，武丁与其臣相讨论历史上的兴衰之道。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刑法违犯，桑谷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闻）〔问〕诸祖己，〔祖己曰〕：‘桑谷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武丁恐骇，饬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三年之后，蛮夷重译而朝者（七）〔十有六〕国。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说苑·君道》）
王道理论是一种社会交往理论。王道的实现离不开人的交往；人的交往离不开人伦情亲。没有深度的、可信的交往，永远没有王道政治。一旦实现了王道，“疏者能睦”。儒家强调王道的内涵在于“交全情亲”。王道是要修行的，要通过教育来讲习，不管社会地位高低，人人都应讲习、履行王道的原则。“朋友之际，义存六纪，摄以威仪，讲习王道，善其久要，贵贱不改。今民迁久，莫之能奉。故叙《交际》第三十。”（《潜夫论·叙录》）《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引周昭《新撰》：“交之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伦上下之叙，象天地交泰以左右于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亲，则国安治强；交败情乖，则国危治弱。立交者，欲其亲也，是故百姓不亲，禹作司徒，疏者能睦。廉颇、相如忍忿以崇厚，陈平、周勃感陆生而相亲，所以安赵于强敌，定汉于几殆，此交接之大义，帝王之极务，闻之于《易》曰：交乃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