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协商制度
从先秦典籍来看，我国古代确实存在着民主的制度，有学者认为“这种制度是氏族社会的遗制、遗风，故称氏族民主”⑥。吕思勉先生通过对先秦各种典籍的爬梳，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原始的制度，总是民主的”⑦，“至于民主政治，……古代是确有这种制度，而后来才破坏掉的”⑧。民主制度存在的原因则是因为“立君为民，而国非君主一人所私有，此理本古人所深知”⑨。至于协商的制度，也是于古有征，这是因为“国是全国人的，凡国之事要经该国全体成员的认可”⑩。
大体来说，我国先秦社会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又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后世郡县制社会的历史进程。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和对外扩张，阶级出现了，“最严重者，盖为国人及野人”。国人是胜利部落的人，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以居，而野人则是被征服之人，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野人的地位虽然比国人要低，但是他们并不是奴隶，而“自有其特殊的性质”，只不过他们是不能参与政治的。
国人之中也有阶级的划分，依据的是从事职业的不同，大体言之即士农工商。其中地位最高的就是“世为官吏之家”，即“贵族世官”。世官之家中，没有被授予爵位的称为士，职位低于士的被称为庶人。而不从事公务的则称为民。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主要就是从事公务的世官和从事产业的民（即黔首）的分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之间的分别。但是不管是世官还是民，都是国人，都是能够参与政治的。国人有氏族遗法的社会组织和兵制，其参与政治得到了统治阶级事实上的认可，在参与政治上有着普遍性和传统型的性质。
从典籍的记载来看，国人的政治地位似乎是居于祭司、国王和贵族之间，所谓国王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礼记·坊记》引《诗经》“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应该是最远古的时候人民能够参与政事的记载。更为详细的则是《周官·小司寇》，所谓：“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即卿大夫，西面。群吏府史等职，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根据这里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国人参与政治的方式是非常多样的，或决定君主的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的迁徙。这些政事是社会或国家最为重要的问题，国人都能够参与进来，国人的政治地位于此可见一斑。他们对国家的政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左传·僖公十八年》所载，“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从师于訾娄，狄师还”。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国人对王位不能染指，但是只要国人不同意，贵族也无可奈何，不得国人同意则不能有国。所以周公旦在《尚书·酒诰》中告诫自己的子弟“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因为地位的不同，国人参与政事，就政事进行协商的方式也不同。对于担任公务的臣来说，虽然君主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君主必须勇于责己、虚怀纳谏，如《尚书·盘庚》所说“邦之臧、惟女众，邦之不臧，惟余一人有佚罚”。这充分体现了担任公务的臣参与国事，对君主进谏的重要性，即上文所引《周官·小司寇》中所说的“以众辅志而弊谋”。君臣之间的民主或者说协商，还表现在臣对专横暴虐、不听劝谏的国君，可以罢免和斥逐。如卫献公被大臣孙文子、宁惠子所逐，而向其祖先“告无罪”，其母则直陈其“先君有家卿而蔑之”，肯定了孙宁逐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庶人及民发表政见的形式则有以下几种：一是统治者召集万民开会，向众庶咨询军国大事。《周礼·地官·司农》有“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的记载，这种致万民于王门，即是召开国民会议的性质。二是国人直接进见国君，与国君当面对话。如《战国策·齐策》齐威王接受邹忌建议，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三是国人通过街谈巷议在固定场所议论朝政得失。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朱熹注曰：“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缄其口，使不敢言。”四是能够提出建议或用诗谣讽刺时政，即《国语·周语》中的“庶人传语”。国君征集国人对政事的看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采诗”，即《诗经·关雎·序》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韩诗外传》卷三也说“人主之疾，十有二发。……无使百姓歌吟诽谤，则风不作”。
至于国人参与政事协商的程序也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如《韩非子·外储说》“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这就像众议院，可否者各从一门出也。而《尚书·洪范》的“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则属于多数决议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建立公共论坛，就国家大事进行讨论。中国传统制度中的协商安排有谏议制度，即鼓励“言官谏诤”，也就是要求谏官或者言官对国家管理提出看法、观点和建议。这种制度虽然是为监督王权而设，但是谏官可以对政治决策提出批评、监督和讨论，也体现了协商讨论的一面。这种制度起源于尧舜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得到很大发展。
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不毁乡校被传为美谈，说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人们的言论和批评。
在明后期，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延续统治，对东林党人平反，并广开言路，允许一些知识分子议论时政。晚清思想家魏源更是明确提出民众参与政治的意义，他的庶民议政思想要比历代谏官制度更高一筹。他说，“故圣帝明王，惟恐庶民之不息息相通也，故其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祥。”（《古微堂集·治篇》）也就是说，国家政局稳定、政事畅通，统治者不仅要有诤谏之臣，更重要的是要倾听庶民百姓的意见。尽管在中国传统“不治而议论”中的“议论”不同于现代的“讨论”、“商议”，主要是批评的涵义，但它强调统治阶级要听从人们的批评，让人们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这本身就是协商民主所要求的。
朝议制度，也叫朝会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决策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议事会和部落人民大会。部落议事会是由各氏族的首领和胞族长组成。对于部落中的重大事项，例如与别的部落的战与和、缔结联盟、推选部落首领等，都必须由部落议事会作出决定。在议事会内部，成员一律平等，采取民主协商讨论的方式决定公共决策。如果说部落议事会是精英协商的机构，那么部落人民大会则是由全体民众参加的论坛。在会上，参加者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对重大事情还可以用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最后结果由议事会裁决。
原始社会中成员之间讨论决定社会事务的观念被后来历朝历代所接纳，最终形成朝议制度，于秦朝时得以确立，并根据皇帝在不在分为廷议和集议两种。按照规定，皇帝每月都要到朝听政，官员前来朝见，有事皇帝口传意旨，如果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文武百官当庭辩论，最后皇帝做出决策，由于朝会的殿堂叫廷，因此叫“廷议”。集议是指皇帝不参加，由皇帝指定官员主持或者由重臣主持。根据所集议问题的种类不同，参加集议的范围也不同。集议讨论的结果奏报皇帝，最后由皇帝做出决策。
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地方自治的传统。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国家行政能力不足，国家机构至于县一级，县级以下都实行自治。在乡村自治中，一般都有宗族议事会，它是地方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在宗族议事会里，各种民事纠纷的处理与涉及本地的重大问题都由议事成员讨论、协商来解决，这也是中国农村近几年协商民主蓬勃发展的历史渊源。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源于中国历史中的协商政治，但更高于它，因为协商政治增加了一些公民赋权的内容，公民在一些地方事务上可直接影响决策。
民主协商政治是复兴古代王道文化的途径之一
在当下中国提倡协商民主，面临着与儒家先贤们相类似的困境：全国上下到处盛谈经济、经商赚钱，即使学术、新闻媒体、体育文化也都日渐商业化。在这个经济盛行的世界中，提倡和实践协商民主何其难也！这如同2000多年前，在霸道政治主导的世界中，儒家提倡和实践王道政治实是软弱无力。但是，最终霸道不敌王道，未来中国还是需要以协商民主来重建新的王道政治。这是2000多年中国历史为我们指明的方向。
单一和片面“维稳”是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维护政治秩序，这属于霸道政治；公民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各种利益冲突，以此实现社会和谐，这属于王道政治。今天中国特别需要更多的王道。过分强调“维稳”并非经国治世的长久之计。以国家威慑能力实现政治稳定，是国家的阳刚之气，然而要保持阴阳平衡，则还须使用和发展阴柔之气，以社会交往所产生的协商权力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国家的强制能力必须依赖于协商所产生的合法性和群众支持。协商所产生的交往权力更有助于国家运用濡化能力。荀子的王道政治就追求仁、义、威三者的有机配合，一种阴阳平衡的政治艺术。《荀子·王制第九》：“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当今中国亟须在民主与权威之间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
下面笔者将简述王道文化和协商民主的异同，并指出通过协商民主来重建王道政治的可能性。这是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重新理解王道政治。第一，二者都以民为中心，王道文化的核心是民本，协商民主的核心不仅是民本，而且是民主，即人民作主。在儒家的解释中，王道必须是一种天道，更是一种民道，即尊民、贵民之道。在现代条件下，王道可发展成一种新的王道治理——民主之道，即从普通公民的视角来阐述国家治理的新原则和规律。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治理机制，它的根本治理机制、原则和规律在于，政府搭一个协商民主平台，通过理性讨论使百姓发生思想变化，最后由公民自身拿出解决难题的方案。协商民主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审议的目标是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协商民主的核心思想是重视公民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促进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相互依赖和良好合作。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政府与公众一起对共同事务进行共同决策，而且协商参与者应该以集体利益为目标，它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
第二，王道文化强调公平，不偏不党。当今的协商民主更是实现公平、公正的一种较好的制度和方法。例如，协商民主实验中采用随机抽取代表的办法，每个人在概率上都有被抽到的可能性，这种程度上的公正性可以避免控制和偏见。协商民主通过充分的讨论，让每个公民的“众议”变成一种深思熟虑的“公议”，这种方法真正体现了王道文化中“大公”的理念。协商民主和王道文化一样，不私于一党，不私于一部门，不私于一集团，不私于一宗族，不私于某个人。当然，其根本区别在于：王道的实施依赖于圣贤明君良臣，协商民主不相信精英具有善良的意志，相反，协商民主注重以制度和程序来实现王道的原则。例如，协商民意测验有如下特点：一、参与者由随机抽样产生；二、参与者具有科学代表性；三、参与者人数较多（通常为几百人），组织规模较大；四、向参与者送发说明材料让其充分了解协商议题的相关背景和信息；五、小组讨论和大会讨论相结合；六、参与者在协商前后两次填写民意测量表，比较两次的差别可反映协商对参与者偏好的影响。
第三，王道文化和协商民主都是社会交往的理论和实践。王道治理追求“交全情亲，国安治强”，以防止“交败情乘，国危治弱”。当今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而发展出来的新的理论形态，同时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实验。James Fishkin在北爱尔兰进行的协商民意测验实践表明，通过民主协商可以大大增强人们交往的互信度。笔者曾于2008年在墨尔本市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协商实验。在奥运会结束不久，邀请几十名大陆学生和西藏学生一起度过一个周末，讨论西藏自治问题。在讨论之前双方互信度极低，在从0到10——以0为最不信任、10为最信任——的量值中，双方的平均值只是2。经过两个半天的接触、讨论、深谈，双方互信度的平均值上升为7。
第四，孔子观察到王道政治在乡村最容易实现。在当代中国也是如此，乡村相对较早、也较容易实现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政治。以协商民主来推进地方治理，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在乡镇一级最为成功。在古代中央权力运作中，王道的言说往往是空洞、软弱的。今天，协商民主同样在国家最高层的权力运作中显得单薄、乏力、软弱。但是，在文化层面，正如王道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主流一样，今天的协商民主理论也会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王道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和悖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今天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和悖论也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有待于今人、后人去解决的大问题。事实上，在古代，王道政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而存在的。所谓“春秋无义战”，在战乱的背景下王道政治无法真正落实。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当代社会，王道理想才真正具有了实现的可能。当代政治实践应该积极吸纳古代政治的优秀传统，依靠言说来进行治理，也就是利用协商民主来实现王道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