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可以观察到一轮又一轮的激进化。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研究。①笔者在本文中将要论证的命题是：在每一轮激进化之后，总是出现一轮保守化，其基本标志就是儒家之回归。现代中国历史之大势就是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多次往复，当代中国也正处在一轮保守化周期中。
二十世纪前半期之革命及其保守化
中国之现代激进革命乃是中国人——主要是比较敏锐的精英——构建国民—民族国家（nation-state building）之重要工具，因而，也就与此事业几乎同时起步。
甲午战争失败消息传来，士大夫群情激奋，而朦胧地形成构建现代国家之蓝图。此后几年，康有为思想迅速成熟，至戊戌维新前，就已经形成完整的建立现代国家之蓝图。而戊戌维新，以及康氏早期思想，以及谭嗣同思想，均具有相当激进的色彩。如谭嗣同“二千年皆行秦政”之论断，与“冲决网罗”之主张，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全盘反传统之重要依据。清廷镇压湖南起义，梁启超等人也曾准备进行武装暴动。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康、梁经历了一次明显的保守化转向。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康有为就反复把法国革命作为建国失败的案例提出来，警示他的学生和公众，比如1902年《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或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所作的《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由此，康氏一转而成为保守派。
在康氏影响下，梁启超思想经历了一个保守化转型，在此过程中，黄遵宪也可能对梁启超发挥了重大影响。任公自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而“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②
这一转向，可从《新民说》前后之巨大变化中看出。早期所写《新民说》各章，梁启超对中国固有道德伦理体系加以猛烈抨击。后期则专门撰写“私德”一章，突出私德对于公德之基础性意义，而养成私德的主要手段，就是传统的儒家教化。③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等人共同产生了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自觉，这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当康梁酝酿激进变革之时，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这是现代中国保守主义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表述。然而，张之洞的保守主义是儒家源远流长的保守主义之现代表述，而这对当时粗通西学者，是没有说服力的。
戊戌维新还是激进地发生了，保守主义依然势单力孤。激进变法失败后，康、严、黄、梁开始反思。而他们与张之洞的不同之处在于，既通中学，又知西学，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对西学把握最深者。他们曾热切地引入西学，以西学构建制度。但经过深思，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保守化转向，这是在开放环境中构建现代国家之文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他们意识到，中国之现代立国，只能是中国自身之内生性成长，而不应指望全盘更换、替代。
这种文化自觉具有重大政治涵义。比如，经由这样的文化上的保守化转向，在政治上，梁启超更为深入地把握了宪政之本质。在与当时更为激进的革命派辩论的过程中，梁启超力主“政治革命”，而反对“种族革命”。
梁启超的转向清楚地显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保守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的直接关系。宪政主义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于优良政体，因而，对于社会之其他方面，包括价值、种族、文化等，秉持保守态度。也就是说，宪政主义必须是保守主义者。反过来，也只有对文化秉持保守态度，才有可能将不自由的状态归因于政体，致力于政体变革。也就是说，保守主义者最有可能成为宪政主义者。
由此可见，在康、严、梁等从事现代国家构建之第一代人身上，已经出现了第一轮由激进革命到保守之转向。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波反复：共和革命之保守化。
晚清革命派鼓吹驱除鞑虏，此即梁任公所说“种族革命”。由此种族革命，革命派主张推翻帝制。这样，革命派不仅要求改变政体，也要求颠覆持续了数千年的深层的政治传统。种族革命本身也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革命的意味。因此，这个革命比起戊戌维新又激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