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辛亥起事之后，革命派似乎迅速地经历了一次保守化转型。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甚至汪精卫等领袖，就倾向于保守。④章太炎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与孙中山一起排满反清，武昌起义后，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⑤，与立宪派走到一起。此后，章氏多次扮演保守派角色：新文化运动起，他主张读经；后又反对国民党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
革命派之保守化，乃是势所必然。因为，真正在中央、各省占据优势地位的是立宪派，革命派欲稳定局面，必须部分放弃其革命主张，以换取立宪派之支持。由此民国才有可能建立。辛亥革命之此一曲折，让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激进革命派必须经过保守化，立国才有可能。
第三波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往复，乃是新文化运动与新儒家之兴起。
总体上，新文化运动为一激进的思想、文化乃至政治运动。正是这一运动，系统地阐发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念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此后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于政治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也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一股思想和政治力量的“新儒家”初步形成。实际上，欧战爆发，中国思想界就已经开始对西方文明的迷信之幻灭。因此，《新青年》开始鼓动反传统之始，保守主义就已经同步滋长。两者同步成熟，因而随着反传统立场之激进及产生影响，保守主义者也就开始发动反击，由此而爆发了“东西方文化大论战”及“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在前一场论战中，梁漱溟强调中西印文化类型之不同；在后一场论战中，张君劢先生则提出“宋明理学有昌明之必要”，中国当下之局势需要“新宋学之复活”⑥。
这两场争论，催生了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张君劢先生第一个确定了新儒家的基本思想结构：宋明心性之学，德国哲学，民主宪政制度。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就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而蔚成大观。激进反传统派固然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保守主义也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扎下根。
紧接着发生了国民革命及其保守化，此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第四波往复。
国民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激进观念之间有密切关系。正是在此运动中，俄罗斯革命思想传入中国，由此，激进革命获得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观念资源，以及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组织理念。也因此，此后的激进革命相比于此前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就革命领域而言，在文化革命之外，增加了社会革命、经济革命；就革命手段而言，阶级斗争理论赋予大规模使用暴力以合法性。
1924年国民党完成改组，局部地引入这两个资源，从而掀起一场带有强烈的社会经济革命色彩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之锋芒深深地刺入社会之最基层，触及普通人民之日常生活。最终，国民政府以武力基本实现政治秩序的统一。
但就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的实质就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分裂。西山会议派清楚地显示了夷夏之大防观念。在其推动下，国民党最终分共逐俄，并开始保守化转型。
首先，戴季陶试图将孙中山纳入中华道统之中，以构建民国共和之历史与文化正当性。⑦
其次，似乎也正是在这种观念和政治推动下，蒋介石本人开始保守化转型。蒋本人的儒家倾向更明显表露出来，同时信奉基督教。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试图以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纲目，重建基层社会秩序。此后，融会儒家道德伦理纲目于现代生活中，成为蒋氏基本文化政治纲领，这包括1966年，当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第三，另外两个重要政党也表现了明确的保守主义倾向。中国青年党坚持“国家主义”，国家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君劢。这两大政党都坚持宪政主义的同时，坚持中国文化之主体性。这似乎也正是他们后来与国民党共同参与行宪国民大会的文化因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界之保守化。历史学从历史的角度塑造了“中华民族”概念。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蒙文通等人的思想趋于成熟。在此期间，又爆发了若干次文化论战。与此前不同，现在“全盘西化”论遭遇到更为有效的阻击。
也就是说，到了四十年代，经历了西学最初的震撼之后，中国主流文化人的精神正在趋向于稳定。本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传统之现代思想体系，一种会同传统、现代的价值体系甚至生活方式，是有可能逐渐形成的，儒家为主的中国文明可以完成其新生转进。
不幸的是，这一文明新生转进过程被内战及随后出现的两岸分治打断。分治之后的台湾，政治上经历了威权主义，文化上继续保守倾向。其思想界虽然发生过争论，但新儒家亦有其发展空间。尤其是台湾的民间社会充分保留了传统宗教、习俗，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未遭遇严重破坏。最终，台湾完成民主化之后，人们看到了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共同体，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中国文明，在局部地方完成了现代转型。
在大陆，则呈现出另外一幅景象。
二十世纪中后期之革命与保守化
应当说，过去六十年的大陆，同样经历了激进革命与保守化的往复。
当然，这一次的激进革命之激进程度乃是空前的。执政者建立了一个全权性统治体系，它试图直接动员所有人投入乌托邦事业中。因此，当局运用政权的力量，从所有方面摧毁传统，包括摧毁宗教，摧毁传统价值，摧毁家庭、乡村社区、商人自治等传统社会组织，摧毁私有制，等等；并且连续不断地发动此类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面革命。中国历史上，儒家传统所遭受的破坏，以这次最为深重。
过去三十年中国大陆社会、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同样是传统的回归。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儒家的复兴，这种复兴首先表现为基层民众对于儒家式生活方式的回归，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儒家传统比较深厚的南方农民，就自发地恢复祭祖、修谱等活动，长老治理的传统也以“老人组”的方式介入村庄治理中。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发生的制度变革一言以蔽之，就是传统的回归。从思想层面上看，八十年代，思想界对于二十世纪持续不断的革命现象进行了反思，而提出“告别革命论”⑧。但是，告别革命之后中国当何为，思想界尚无力触及。
回答这个问题有待于儒学之复兴。九十年代初，借着“亚洲价值观”之东风，儒家以国学之名重新回到政治台面上。随后，儒学在学院中繁荣，诸多学者投入“港台新儒学”研究中，发展出以心性儒学为对象，以哲学、通常是哲学史形态存在的儒学研究范式。
更进一步，在学院之外，涌现出坚守儒家信念之“儒者”，以蒋庆先生为代表。这些儒者具有更为强烈的文化与政治主体意识和相对于现有制度的立法意识，他们认为，儒家应当重回中国人的生活、社会与政治秩序之中。这种意识推动了大陆儒家之创造性转型。蒋庆率先倡导“政治儒学”，令儒家重回其正统的“整体规划”。2005年在广东召开的第一届儒教会议得风气之先，提出“儒教”概念，表达了进入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