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复兴与政治儒学之构造，给当代中国各个现代思想流派以极大冲击。现在，人们终于能够对告别革命之后的中国进行完整的想象了。因此，过去十年中，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是儒家渗入各个思想流派：有人提出“通三统”⑩，引孔子入主流意识形态。似乎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即“儒家化”的命题。
自由主义似乎也无法继续拒绝儒家了。系统的现代自由主义观念是以反儒家的名义登场的。大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开始了一个保守化过程。这个过程首先始于台湾，随后于九十年代在大陆展开。最初，自由主义虽然反对激进革命，也反对文化、社会革命，实现了态度之保守化转型，但并没有找到保守之实体性对象——这一点，在九十年代活跃的自由知识分子如朱学勤等人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们更多地只是反对激进革命。以刘军宁为代表的另外一些人则受八十年代以来兴起之美国保守主义影响，声称保守“自由”，但对中国之自由传统实未措意。最近几年，则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转向儒家，如笔者。由此，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保守主义引起关注，并被唤醒，从而更为有力地推动了自由主义的保守化。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就是反此前三十年的激进革命而动，而趋向于保守化。1978年后的中国开启了一次保守化过程，革命逐渐与传统和解。
并不让人意外的是，恰恰是伴随着这样的回归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进展，经济增长成就固然最为引人注目，社会自治程度与文化多样化也有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民主、法治等理念也开始被人们接受。这既是社会发育之必然结果，也是革命党部分地放弃其激进革命理念、向“执政党”转化的结果，而这，同样是保守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相比于此前我们所分析的四轮激进革命——保守化之往复，本次的激进革命持续时间甚长，革命对传统之破坏最为彻底。也因此，本轮保守化异常缓慢、艰难，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未成气候。
略加观察即可发现，在过去三十年间，相比较而言，民众的回归意愿是本能而强烈的。过去三十多年间传统的复归，本来就以民众自发的回归为先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接受过较高教育、生活于城市的精英群体以及官方主流的文化、社会、政治建制，基于种种现代意识形态和惟理主义迷信，对于这种回归趋势采取了警惕、疑惑、很多时候是抵制的态度。
也许，民众向传统回归的意愿，与包括掌权者在内的精英群体的惟理主义迷信之间的对立，乃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文化领域，必定外溢而影响到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归根到底，这是不同群体之中国愿景的冲突。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对于如下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究竟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将会是什么。
面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需要再度深入反思二十世纪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周期性往复之内在机制，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传统，主要是儒家，能够经受如此频密之激进革命的冲击，而依然强韧地复兴？
（略）
【摘要】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每一场激进革命后，比如在戊戌维新、共和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之后总会发生一次反向的保守化运动。革命与保守的往复构成了二十世纪历史演进之大势。当代中国也正处在一轮保守化周期中，本次的激进革命持续时间甚长，革命对传统之破坏最为彻底。因此，本轮保守化也就异常缓慢、艰难，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未成气候。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与保守主义之往复，实为两种革命路径之争锋、转换。保守化并非退步。事实上，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几乎无人反对现代转型，问题在于如何转型。激进革命与保守化转向的区别实在于此。
【关键词】激进化 保守化 儒家之回归 革命 转型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儒家义理及其现代运用，中国治理秩序演变之历史。主要著作有《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儒家式现代秩序》、《重新发现儒家》、《政府的本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