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为大学，不在其学广而无所不包，而在其学通而无所不达。众学中者，唯哲学为至通之学，是以，哲学乃大学之灵魂，众学之根本。无哲学，则大学失其精神而为技校，众学丧其根基而为器术。人类有哲学而始有学园；自大学兴于中古，哲学系必与焉。盖此之故也。
何以谓哲学为至通之学？西人曰：哲学乃爱智慧之学。智慧为神所独有，而人不有之，然吾人却可向往之，追求之，以使自己近乎智慧而成就完善与卓越之自己。然则，如何追求智慧、向往智慧？唯追问智慧之问题也。何谓智慧之问题？万物之始基，世界之本原是也。
哲学兴于自然哲学而始于自然中寻求始基，探寻本原，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之一变而转向人间事务，奠定哲学之正道。这一转向并非问题之转变而放弃探寻世界之本原，实乃转换研究本原之路径：唯有通过真正的人自己，才能与事物本身相遇而通达万物之本原。因此，自苏格拉底始，哲学既为本原之学，亦为认识自己、成就自己之学。从此，本原与自己为哲学之两端，而理执其中。真正的本原之学，必是成己之学，反之亦然。此亦孔子所谓“为己之学”“成己之学”之本意，因为唯有能立大根大本之学，方可立人而成其己。
实际上，世界本原问题的提出，就像一道光芒从人类心灵世界划过，照亮了万物，也召唤了人类对自身身份的意识与追问：在这个世界上，人究竟处在什么位置上？人在何处能立定自身？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人类试图越过纷繁不定的在场性事物去寻找可以立定自身的确定性与可靠性。而这种确定性与可靠性终究只能是基于绝对性的存在，因为只有绝对的一或绝对的存在，才是真正可靠的。在这个意义上，追问本原问题实质上乃追寻绝对者的问题；本原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人类开始了对绝对与自身的觉悟。
人类除了以哲学-思想的方式追寻本原外，通常还以宗教的方式觉悟这一绝对。不过，并非所有文化、所有民族都达到了对绝对的觉悟。就古代民族而言，只有四个民族在人类的早期对绝对的本原有系统而深度的自觉，这就是古希腊、华夏、犹太与印度。他们因对绝对的本原有深度的自觉而各自开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人类的全部历史就运行在他们开辟的轨道上。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乃是人类四个本原民族。他们以对本原的追寻与自觉而担当起了人类特殊的使命：以绝对的意识与绝对的原则驯服世间一切权力，以维护普遍道义于历史之中。
如果说后两个本原民族更多是以宗教的方式去面对绝对者，那么华夏与古希腊则主要是以思想的方式去领会与守护绝对者。在这个意义上，华夏与古希腊都属思想性的本原民族，因为他们都是以理性自省的方式去追寻、理解与守护本原。这种理性自省式的本原之学，华夏谓之“经学”，谓之“形而上学”，谓之“大学”，而希腊名之曰“哲学”或 “元物理学”。名相相异，其理可通。
作为本原之学，哲学实乃经天纬地、立心立命之学。哲学的使命首先不在探究一国一族之兴衰，而在立定世界之根本而明天下普遍之理于普天之下。是以，今日之哲学，若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不仅当穷通古今、贯通未来，亦且当会通
世界普遍之学，达乎天下普遍之理，以安天下人人之心。因此，今天在中国从事哲学研究，不仅需要坚守传统经学之明明德于天下的普遍主义精神，更当以一个本原文化民族的开放胸襟去面对和消化综合了希腊与希伯莱这两大本原文化精神的西方哲学，使今天在中国的哲学研究不是简单地重温国故，甚或返回先秦，而是以综合、会通四大本原文化之精神为己任，构建今日天下之“大学”。
清华大学哲学系自其酝酿及诞生起，就以纳新、开新、立新之姿态出现，自觉自任哲学在今天之使命。纳新而有王国维、梁启超最早之德国哲学研究、美学研究；开新而有逻辑学学科在中国大学之确立；立新而有金岳霖之《知识论》、《论道》，冯友兰之《新原人》、《新理学》，张岱年之“分析的唯物论”等，“清华学派”因之立。自本世纪初复建之后，清华哲学系更以自觉之意识接续“三新”之精神，以促成自由之思想自任，以造就思想精英自期，以成就思想策源地自励。清华哲学系愿与天下哲学界同仁共赴哲学之未来。
黄裕生
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