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方面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中国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游离者转变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利益攸关方，其参与实践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身份变化、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贡献程度以及促使中国对外政策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原因等问题是当前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研究领域的关注重点。
【关键词】中国际体系 全球治理 历史进程 参与
【中图分类号】F125.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参与国际体系的广度深度大幅增加。
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段大国崛起的历史相比，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曾以这样的气势跃然于世，这种变化也是任何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的复杂现象。现代主流理论，不论是传统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以观念结构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它们在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都碰到了困难。
传统现实主义强调零和博弈，但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展开外交活动时与他国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非零和博弈；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追求全球霸权，而中国近些年的任何进展都招致“中国威胁论”。然而，中国保持了30多年和平融入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特征；以观念结构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则更多看到的是中西方观念结构的差异，而对于其合作发展的态势关注不够。
当前，国际体系进入深入调整时期。纵观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游离者到改革开放后的部分参与直至近年的积极、主动融入，已然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利益攸关方，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边缘化：国际环境（1949～1971）与中国的国际身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曾试图平等地融入世界体系。但事实上，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屡屡受挫，由于在两极格局背景下，主导世界秩序的美苏两大国尽可能在全世界扩大势力范围，并发起了以两种社会制度对抗为特征的冷战。因此当中国在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受到重大挫折时，更加坚定地转向社会主义体系，将自已定位为西方体系的反对者，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者、支持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致电联合国，要求联合国“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然而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美国的拒绝。1951年2月，联合国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指责中国是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进一步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对新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中国认为联合国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自此，联合国就逐渐与新中国形成了对立的身份关系。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无法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被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拒之门外，成为国际体系的游离者。
从国内资源来看，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阻挠。当时，新中国并没有将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势力肃清，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后，仍然在国际上发挥影响。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派驻的代表仍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新中国外交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尽管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把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外交的目标之一，但是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行为中存在鲜明的敌友观。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不仅是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一种政治工作全局性的失误，导致我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1965年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认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美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美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已的共产主义责任”①。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身份在西方国家看来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反对者、游离者。
身份重塑：基于“双向社会化”特征的国际体系参与道路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不断连续的互动过程，既受到国际环境、国外压力的影响，也是中国内部政治变革和对外政策调整的自觉需要。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学习、遵约、实践、创新形成关于与国际体系相互关系的新认知，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形成新的身份。同时，中国在参与实践中，通过创新，创造影响国际体系，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具有典型的“双向社会化”②特征。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开始融入国际体系，从此中国以此为平台开展国际交往，开启从部分参与到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尤其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与国际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但是，中国这30多年的外交政策很难用修正主义国家或者维持现状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不再激烈地向国际体系挑战，而是灵活地奉行现实政治。中国相继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基本上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开始建立与各项国际制度的广泛联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开始参与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新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承担在IMF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与IMF的互动并不活跃，对IMF的利用也很有限。而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强，中国与IMF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两者的参与实践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更是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时机，增强对IMF的影响，承担更多责任。2010年，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了改革方案，决定增加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向这些国家转移6%的份额。如果改革落实，中国会大幅提高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将从3.72%提升至6.39%。这反映出中国在国际金融机制中的身份变化，从形式上的身份向实质的价值承认转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完成了历时15年的复关入世之路。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也是我们重返国际舞台的强烈信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身份变化的标志。入世以来，中国的国际身份从体系的学习者正在向积极的作为者转变。一方面中国进出口迅速增加，给世界带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坚持扩大开放，增加进口，成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力量。
同样以中国参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历程为例，这一实践也是在复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形成国际人权组织与中国相互关系的新认识，并逐渐获得其承认。从改革开放初，中国对国际组织依然是有选择地参与，对于人权之类可能限制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国际组织的参与则要权衡再三，即使加入也会保持低调姿态参与。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开始以积极的姿态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人权制度的建设。因为任何国际人权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一占世界人口1/4的国家加入，不能说它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从中国参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历程看，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中的适应性变革，另一方面表明了中国越来越认同国际人权规范，而不是试图挑战现有人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