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者居上: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球治理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是中国官方对于全球治理问题的最新概括和战略判断。这是我国官方第一次在最高文件中以“全球治理”取代了“全球经济治理”,表明中国不再把全球治理限定在经济事务领域,它涵养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其他新领域的内容。④
全球治理理念彰显中国文化内涵。文化作为思维方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行为,一国对外形象和对外态度的被接纳和受欢迎程度则取决于行为体的文化内涵或者说价值观,而“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的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不断融入国际体系,在全球综合治理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一个自信又有亲和力的良好形象,有赖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着力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当代中国外交中已经有所表现,如“和平发展战略”、“和谐世界”、“不干涉内政原则”、“新的安全观”等,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世界”思想的文化根基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关于治世方案在当代的延伸。中国和谐崛起外交范式要塑造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孔子形象,其基本特点是从个人的道德和修身延伸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当今世界各国间的战争因素,各国内部存在的犯罪活动,其最终根源还是人们“仁”德的缺乏,我们的一些法制法规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缓解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但却不能从源头上杜绝。
儒家文化看到了人类达到和谐、人类社会达到和平安定的根本所在,那就是人人守分,人人都有仁爱之心。儒家思想清楚地认识到人性的弱点,但并不像现代社会管理思想家那样致力于通过具体、细密的制度来限制人可能会妨碍、伤害他人的行为,而是努力引导人们完善自已,通过自觉的力量使自已走向完美,而社会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谐起来。对人类社会来说,这可能是最根本的理想发展之路。
此外,儒家思想指向全人类的和平。政治家们的目标常常是本国的生存和发展,儒家思想的目标则是天下的太平。在中国古代社会,面对世道的混乱与争夺,儒家提出不是由外在的制度限制人的私欲,限制人的行为,也不支持社会集团在剧烈的冲突中最终达成一个平衡,而是启动了人内心中的价值追求与意义追求,引导人们追求尊严,荣耀,从而淡化对世间利益的争夺。⑦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数千年“和合”文化在当代的体现。中国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分析指出,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因此随着我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摒弃了以武力和战争实现崛起的发展道路,不以损害他国利益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对世界各国传统发展道路的反思和创新。在处理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中国没有选择和美国争霸,而是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接轨。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融入国际体系,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新兴国家的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新兴国家在全球GDP和贸易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发达国家的比重下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中的地位显著加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将提升,IMF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治理临近突破口,但仍受到美国阻碍。2010年,IMF总裁卡恩宣布,IMF改革将在2012年10月前完成。届时,IMF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其中,中国的投票权将从3.65%升至6.07%,排名从第六跃居第三,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至今没有完成,作为IMF最大股东、投票权占17%的美国迟迟未能批准,导致这项改革至今仍然搁浅。
应对人类工业文明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在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方面潜力增强。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表面上看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道德关怀,其实质是全球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而无论是减少排放量还是适应气候变化,都需要强有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因此资金和技术的转移方式,正是当前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争议点,据有优势的发达国家依据国际贸易的规则,排斥无偿的供给,而发展中国家有理由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仅仅是发达国家应对自已在国际体系中心地位的借口。⑧
中国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推动者。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两周中国作出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从数据上看,中国作出的减排承诺相当于全球同期减排量的1/4。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中国对于可持续发展提出三点建议,表明了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国际合作的负责任的立场。
此外,全球安全治理在很多领域陷入僵局,对全球治理提出挑战。自1990年以来,人道主义干涉思想泛滥,“保护责任”概念由此产生。个别西方国家借保护他国为名,对他国的主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始于2011年的叙利亚危机,中俄联手制止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滥用干预机制,为全球安全治理开创了一个新的典范,意义深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从经济参与到全面参与,从双边参与到多边参与,从较多的军事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外交参与,而且这一历史进程不仅使中国学习、接受、内化国际制度和规范,也使中国不断形成自已关于相互关系的新认识,进而以不断壮大的实力影响国际体系的“双向社会化”过程。我们相信,随着国际体系的深入变革和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提升,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互动必将带来新的变化。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⑧梁守德,陈岳:《变革中的国际体系与中国责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第287页。
②③朱立群:《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第256页。
④黄仁伟:“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新特点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当代世界》,2013 年第2期。
⑤[美]萨缪尔·亨廷顿:《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⑥[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
⑦张德苏:《从“礼坏乐崩”到“克已复礼”》,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261页。
责编/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