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老虎苍蝇一起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反腐工作，一批大老虎纷纷落马，并且拨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把手”腐败成为重灾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一类特别的腐败行为——用人腐败
《国家治理》周刊：“一把手”腐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危害如何？
任建明：在讨论“一把手”腐败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一把手”的范围。“一把手”是一个俗称，并不是严谨的概念。狭义的“一把手”仅指一级政府领导班子的负责人，也就是中央、省、市、县、乡各级党委的书记，全国总计约4.5万人，这类“一把手”可以称为书记“一把手”。广义的“一把手”常常还包括各级政府部门的“一把手”，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等。就我本人的观点来看，更愿意选择狭义的“一把手”概念。这类“一把手”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体制的最大特点，他们掌控着近乎绝对的权力，是最难以受到监督的一群人。部门“一把手”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一把手”都不能和书记“一把手”相提并论。所以我下面的讨论主要围绕书记“一把手”展开。
由于“一把手”的特殊性，与其他类型的党政干部比起来，其腐败的程度，包括腐败率和腐败情节都会更加严重。书记“一把手”通常握有干部人事任免权，这主要是由“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各级党委分管干部任免的具体制度所决定的。因此，除了像其他党政干部有房地产腐败、工程腐败等腐败行为之外，“一把手”还有一类特别的腐败行为，即用人腐败。在许多情况下，正是由于干部任免权，使“一把手”掌控的权力具有相当的魔力，可以驱使、支配其他的任何权力，例如行政权、执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与他的妻子在因腐败犯罪接受调查时，曾多次感概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他的体会说明了“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权力有质的区别。武保安在升任县委书记之前，就在该县任县长，其感受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正是因为“一把手”的特殊性，其腐败的危害也特别的大。不仅是一般的腐败犯罪情节严重，还可能导致一批人犯罪，形成一个个腐败的网络或集团，其腐败对于党和国家执政合法性有巨大损害。一些位高权重的“一把手”通过腐败行为，建立起了腐败集团或“王国”，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野心，他们很可能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利益，而滋长起政治觊觎。对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政权稳定来说，将是一个十分危险且现实的威胁。
如何“消灭”“一把手”腐败——“分权”
《国家治理》周刊：滋生“一把手”腐败的诱因有哪些？根源在哪里？
任建明：与其他非“一把手”腐败比较来看，“一把手”腐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力太大，说太大还不够准确，应该说是太绝对。政治学早有公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此，“一把手”腐败发生率高，情节最严重，危害也最深。除了“一把手”掌控绝对权力这个根源之外，其他的具体腐败诱因也有很多，例如，金钱、美色、享受、人情、社会小圈子的私人利益等，这些都可能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
《国家治理》周刊：对于“一把手”腐败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监督和预防？
任建明：理论界、实务界对于“一把手”腐败如何治理的讨论已经相当多了，大部分对策建议不外乎是主张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我认为有一些对策建议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例如，实行领导班子决策的“票决制”。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规定，可在地市以下部分干部任命决定中采用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这种“票决制”决策方式将有效分解“一把手”手中的权力，破除“一把手”权力过于绝对的现象。但是，试图通过这类办法来全面、有效监督“一把手”，似乎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个人建议：破解“一把手”腐败监督难题的根本措施就是让“一把手”消失，换句话说，只要事实上存在“一把手”，就不可能出现有效监督“一把手”的对策。试想一下，为什么数千年的封建王朝都无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们实行的是专制独裁的集权制度，在领导体制上看，就是因为有“一把手”的存在。人类文明演进到近现代之后，有些国家通过分权，“消灭”了“一把手”，实现了对权力的有效监管。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如何“消灭”“一把手”腐败呢？答案也是“分权”。党的十七大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都有明确的意涵，关键是通过改革行动将之付诸实施。
在法律执行上真正兑现法治精神
《国家治理》周刊：接下来治理“一把手”腐败的趋势为何，重点何在？
任建明：我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些改革部署对于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具有重大实质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二是司法体制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党的纪检“双重领导”体制上进行突破，包括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强化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强化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等。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无论是反腐败机构还是司法机关，主要行使的都是监督权，而相关改革就是提升监督权的独立性。如果在监督权上能实现突破，对我国权力结构化改革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选择，对于“消灭”“一把手”腐败的作用也是直接的。
党中央坚定反腐败的政治决心、反腐败实际努力和持续推进的改革将形成良性互动，只要坚持下去，反腐败就大有希望。只要中央在最新“反腐败五年规划”中提出的“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这个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反腐败趋势就会发生重大转折，从持续多年的腐败“越反越多”走向“越反越少”。只要全面深化改革蓝图能够逐步变成现实，最终彻底战胜腐败的目标就不会只是空想。
《国家治理》周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如何通过法治来预防和遏制“一把手”腐败？
任建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让我们备受鼓舞。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改革精神和最近的司法改革部署，我对四中全会充满期待。重要的还不是制定多少新法律的问题，而在于确立法治原则，实质推进国家的法治进程，尤其是在法律执行上真正兑现法治精神。其根本保障就是司法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当然也包括司法人员的职业化。法治能得到实质推进，一定大大有利于对于腐败的防治，也大大有利于解决“一把手”腐败问题。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李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