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城乡用地不集约，征地模式不可持续。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两种土地公有制，城镇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两种土地在进入城镇开发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农村集体土地只有被低价征用为国有用地后，才能进入城镇开发领域，集体土地所有者拿到的只是一定的补偿。由于30年的城镇化高速增长，农村土地参与城市开发具有巨大的升值潜力，但这种升值所带来的利益，基本上成为了城市的第二财政和企业家的利润。
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对农民的补偿不合理，拆迁遗留问题严重等。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则是，依赖于土地低成本征用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基础设施资金的贡献可能提供的将会是“负能量”。征地成本增加只是政府面临的问题之一，工业用地成本的补偿和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基本是靠卖地搞房地产来实现。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在沿用这种发展模式，而造成了城市空间的过度扩张，进而继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不得不严重地依赖于持续的房地产扩张。发展到一定程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的资金来源就会枯竭，毕竟大多数城市行政辖区内的房地产购买力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把未来多年的土地出让‘预期’都变成了融资担保。纵观各种金融担保形式，最终担保抵押的仍然是土地。
目前许多城市经营的主要模式：招商引资、土地出让进行补偿，利用土地出让金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开发房地产解决资金短缺，城市建设空间范围迅速扩张，每一任政府都在把这种模式放大。空间上的扩张，带来城镇化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城市的空间摊得越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越巨大，服务业发展也会受限制。城市摊得太大，政府治理的成本就越高，还得继续招商引资，支撑行政运转，也还得继续卖地开发房地产。于是财政进一步依赖土地，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然而，当房地产开发走到尽头，政府的债务危机必然出现。而房地产业下滑，又反制了经济的增长。
第三、城市治理和管理水平不高。城市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与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有关。但城市政府的支出行为没有制度的约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短期行为对城市资源配置带来的后果仍然是十分严重。各种形式的大拆大建，各种面子工程充斥在城市建设中，各种好大喜功的新区盲目上马，各种短期行为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配置不合理的严重后患。
第四、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服务业将会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3.7%，可是服务业占比重才46%，和工业之比是1：1.25，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6个百分点。未来我国还有接近2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城市就业形势也十分严峻。而随着资本和技术投入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将会日益现象，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会大大降低，因此未来整个中国就业的主要渠道应该是服务业。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工业远离城市，城市的高度要素的聚集，也有利于服务业提高规模效益。可是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工业仍占绝对比重，而且地方制定的发展战略，仍然强调工业的一家独大。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既有发展模式的原因，也有观念上认识不足，同时也存在着制度上的约束。
第五、城市的等级化管理决定了公共资源的分配流向，资源配置效率太低。中国的城市既管理城市主城区，同时也管辖下辖的城镇，还包括管理辖区所有的农村。中央管理的一些重要的资源是按照行政层级向下分配的，例如每年城镇建设用地分配的指标，隐含着巨大的土地出让利益，往往被截留到高等级的城市，如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另一方面，在省以下，城市之间财政分配关系也严重的不平等，低等级的城市还要按照规矩，向上级城市缴纳自己创造的大量财政收入。而行政管理的审批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上下级城市之间资源的流向。由于行政体制导致的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城市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逐渐在拉大。
行政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资源的浪费。由于决策体制和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没有约束，城市的管理者权力过大，行政手段调动的资源来的太容易，花的也就越痛快。近些年提出的经营城市的理念，实际上是卖地满足对资源支配权力的欲望，导致城市成本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