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发展规律来看，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工业要远离城市，落户到远郊区。现在政府推动的工业化模式，需要承担极高的社会成本。如果把开发权交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他们就能直接和企业谈判，政府只要通过规划对用地性质以及环保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即可，把自己从直接参与招商、征地拆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土地是农民自己开发，所以农民就不会浪费，不会像某些政府一样，把大量闲置面积搞大马路、园区景观工程，或者以便宜的价格给开发商或工业企业，而是用最小的土地空间来实现最大的招商引资收益。
今天，当拆迁难度越来越大，工业用地对于地方政府已经是严重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舍。如果把这块利益释放出来交给远郊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再加以规划约束，就可以减轻政府很大一块负担。那么这种低成本工业发展状态至少还可以维持10年-20年。
实际上，现在全国一些地区有一些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由农民开发的工业园区，管理得非常好，资源配置极其合理，这些工业园区成本很低，不用拆迁，也不用补偿，可以很好地推动当地的工业发展。如果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发展工业园区的模式得到推广，就可以继续向工业发展提供低成本空间。
给予中小城市更多管理权和发展机会
《经济参考报》：如您所说，在国际上，城市的发展是一种市场机制，城市之间可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中国的城市是一个行政区，是有等级的，上级管理下级，下级的中小城市活力不足，对此应该如何改革？
李铁：在中国各种资源随着行政级别向上走，虽然分税制到省和地级市，但省以下的县镇和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包干和财政上缴体制，甚至土地出让的收益也要上交。中央计划分配中最有价值的土地指标大量被高等级城市截留。随着不同等级的城市获取资源的能力不同，也导致了城市间、城镇间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水平差别拉大。
过去我调查过很多中小城市，有很多小城市非常有活力，但行政权力被剥夺，资源被拿走。所以，容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大大丧失。我想必须要进行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给这些中小城市更多的活力，能迅速的增长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平等条件下竞争，人口流动的空间流向就会更合理。我国有很多特大镇，这些特大镇改革往哪里走，中央已经做了宏观战略部署。
推进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改变依照城镇行政等级配置公共资源要素的管理体制，赋予中小城市更多的管理权限和发展机会。
